中日文化比较课程

㈠ 中日传统文化的差异

一、 中日习俗文化比较

1、中日两国都被誉为“礼仪之邦”。在中国是特别是男士,很多场合下是通过握手来表达问候。与人初次见面,熟人久别重逢,告辞或送行均以握手表示自己的善意,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见面礼、告别礼。有时在一些特殊场合,如向人表示祝贺、感谢或慰问时；双方交谈中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共同点时；或双方原先的矛盾出现了某种良好的转机或彻底和解时习惯上都是以握手为礼。这样既可以表现出人们的基本礼仪，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礼仪来化解一些矛盾，使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而在日本,鞠躬是最基本的礼节。鞠躬也有很深的学问,地位低的人首先鞠躬,而且鞠得最深。鞠躬鞠得愈深,鞠得愈久,所表示的尊敬、感谢、诚恳、敬意、谦恭、悔悟等等的程度就愈强烈。日本人初次见面对互换名片极为重视。初次见面不带名片,不仅失礼而且对方会认为你不好交往。互赠名片时,要先行鞠躬礼,并双手递接名片。通常是地位、年龄低的人先递名片。到日本人家里作客或到公司拜访客人,要预先约定时间，还有日本人有赠送礼物的习惯,拜访亲朋好友、出席宴会、旅游带回来的お土产(土特产),通常是一些很便宜的东西,礼不在厚,礼物的包装就很花心思,为的是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心意。

中国人送礼成双,喜欢2、6、8、9等数字。日本人送礼一般是奇数，通常用1、3、5、7等，并且日本人很忌讳“9”和“4”。按日本习俗,向个人赠礼须在私下进行,不宜当众送出。日本人禁忌绿色,礼物忌送手帕、梳子、荷花等;探病的时候不能送带根的植物。
中国人也注重礼仪规范，在正式场合也要正装,要求并不太严格，而日本人非常注重礼仪和服装。不同的场合要求不同的服装，特别是男性,必须穿一套正规的西装。在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参加婚礼和葬礼的时候,男性都是穿一套的黑西装。怎样分辨才知道是参加婚礼还是葬礼呢?要从男士所佩戴的领带来区分。参加葬礼的都必须系黑色的领带;参加的婚礼的就会系一个蝴蝶结领带,或其他颜色的领带。

2、在对神灵的信奉方面，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是很强烈的，虽然虔诚,但也敬畏着。

相比较下，中国的神灵就比较"友善"，因为神话也是有其政治思想基础的。在我国，神灵的塑造和西方基督教比较类似，所有的神灵都趋向于教人"真善坚忍"。日本人也同样很坚忍，但是这还是有不同的。前面说了，中国的神灵趋向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强调众生平等，神灵的形象也被塑造得很高大完美。但说开去，这又和西方宗教、神话的神灵那样性格棱角分明不同。因此，中国的神灵是很具特色的。

二、 中日饮食文化比较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日两国作为两个在地理与文化上紧密联系的国家，在饮食这个关键问题上是有一些共同语言的。当然，到底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饮食与日本饮食，同属东方文明的产物，具有含蓄，优雅的特点。在日本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承袭自中华文明，饮食也不例外。然而，大和民族是一个富有创造思维的民族，特定的地缘环境，有限的自然资源，促使他们不断创新，进而独树一帜，这都源于大和民族对自然，对人的独特领悟。以下是中日两国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比较，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两国文化的观念，传统在饮食方面的体现。

日本料理尊重的是发挥材料本身的味道，根据情况生吃就是最好的选择。中国人却不善生食，原料往往要经煎煮炒炸卤炖烤烧烩等多道工序的制作方能起锅、装盘、上桌。在不同火候的烹调下，原料被定型，原味得以提升，口感也更丰富。所形成著名的八大菜系，其中万般滋味，千秋典故，身为中国人，也只能感受其博大，难细言其精妙。有人说，中国料理是火功文化，日本料理是刀功文化。很多国家认为火是人类文明开化的起源，生食则过于野蛮。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日本人把外国料理的好的部分积极地引进，根据自己的味觉重新改进。日本人对各种各样的味道的好奇心很强，只要觉得好吃，即使是外国的东西也积极地引进并加以改良。他们往往以缜密的心思，精细的做工和与众不同的思维出奇制胜。现在日本制作的面包有些比西方的面包还要好吃；苹果是从美国进口的，经过品种改良以后制作了日本的新品种“富士”，获得了世界的好评。但是关于中国料理，从现状来看，他们还不能做出令中国人感叹的东西。不过在拉面领域，日本倒是技高一筹。日本料理还妙在渗透进了对季节的感觉。日本人很喜欢品尝“季节”。比如，春天到了，就品尝一种山菜天妇罗，喜欢让五脏六腑都充满春天的气息。另外，把季节的花儿点缀在盆子边上，日本人也津津乐道于这些细节。中国人则讲究饮食适时，适温而食，实质上大同小异。国人善于养生，饮食与中药学联系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食疗”，寓保健于日常饮食，便哉妙哉。

日本料理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对器具的讲究很深。日本人不仅用嘴，还用眼睛吃东西。同样是气韵宜人的陶器，瓷器，中国人更愿意拿在手中把玩，对于食具却欠缺考究。在日本，有句话这样说道：“菜肴是盆子的装饰，美丽的盆子里盛放的菜肴就是那样被提炼出了美味。”这样说似乎有些本末倒置的味道，但我也觉得有一半是真的。所谓品尝，的确是需要视觉和味觉的协调合作。而眼睛所见的，决不仅仅是菜肴本身，还有食具。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向日本饮食学习。

朴素，自然的味道与洗炼的文化的结合——这就是日本料理的真髓。而中国料理中包含着哲学，这在世界范围看是很稀有的。经常说中国有4000年历史，中国的饮食文化，确实可以令人感受到这种重厚的背景。可以说，中国饮食在表如万花筒般层出不穷，在里则如浩瀚海般博大深邃。

进入21世纪，各国文化将在世界大舞台上同台竞技，历史积淀是优势，创造革新也是优势。我们应该去粗取精，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挖掘传统饮食的深度和潜力，把中华饮食发扬光大。通过这两大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再研究中日两国文化之间异同的同时，也对日本这个国家或多或少有了一些了解。作为中国人既要了解本国的文化，也要深入地了解外国的文化，这样才可以跟外国人有更深的交流，才能更好的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㈡ 中日的文化差异

中日文化差异之浅见
(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1.1 对神灵的信奉
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它们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
(1)涉成园
非常著名,因其就处在JR京都站附近,不行10分钟足矣.往往是游客到达京都后的第一站.在这里有日本平安时代的诗人/贵族 源融(げんゆう)的墓地.在传说中,源融是因为"生灵作祟"而狂性大发吞食宫女.其实这和世界上第一篇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里的描述是完全一样的.
(2)仁王堂/清凉寺
以寺内出售的年糕饼(あぶり饼)闻名,相传是菩萨的灵验(ご利益);
(3)源光庵
以战国时代石田三成率众自杀,鲜血飞溅的地板作成的血天井闻名的源光庵,庵内更有2扇有名的窗"徘徊之窗"(迷いの窓)和"明镜之窗"(悟りの窓),传为上苍每天考验庵内尼姑是否厌倦尘世的东西;
(4)曼殊院门
以寺内的"幽灵女"而出名.据说是妖怪中的"大和抚子";
(5)化野念佛寺
以寺外的水母地藏王石佛为名.水母地藏王为神话中掌管妇女生产的神.传闻因不伦之恋而堕胎的女子会在这里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6)贵船神社
京都著名神社,以祈福牌(绘马)闻名.神社内另有700年树龄衫树一棵,被视为神灵在人间的明眼.
以上列了几个京都的名胜,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之处.
虔诚,但也敬畏着.先前提到在涉成园的源融,同样在京都地区还隐藏着这样个传说:被亲夫抛弃,转嫁后又遭人虐待致死,嗣后以其遭死的手段报复仇人,并且以后每年的雷雨夜,彼岸花盛开时会来人间寻求自己流产的孩子的"阿条小姐"(お しの さま),注意对她的称呼,由此可见大和民族对"神灵"的十足之敬畏.这一点,也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体现.(详见2.1 艺术创作力的差异)
相比较下,中国的神灵就比较"友善",因为神话也是有其政治思想基础的.在我国,神灵的塑造和西方基督教比较类似.所有的神灵都趋向于教人"真善坚忍".日本人也同样很坚忍,但是这还是有不同的.前面说了,中国的神灵趋向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一莲托生,强调众生平等,排除特异;神灵的形象也被塑造得很高大完美.但说开去,这又和西方宗教、神话的神灵那样性格棱角分明不同.因此,中国的神灵是很具特色的.

1.2 价值差异
由于和日本的社会性质不同,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价值取向也完全迥异.中国由于过去特殊的历史原因,丢失了很多民族特有的价值取向,而是随着改革开放,吸收西方文化后诞生一种融合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人在全面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后对新鲜事物有了很强的学习欲,个性开放指数也比计划经济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同时必须提醒的是由于之前的历史原因,中国人的性格中同时掺杂着传统思想和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综上,造成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的不稳定和易动摇.如改革开放后的"出国热","股票热",在这一系列的积极背后,同样必须承认它们给人带来的盲目,主见差的危害.而这些-----盲目地追求、不强的判断力,是中国人价值取向里不能予以肯定的地方.
前面说了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坚忍的民族,这一点促成了他们在科技,艺术里较多领域的繁盛.同时也造成他们民族性格里的残暴气质.二战时成为法西斯三国之一与这脱不了干系.至于日本人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比较"纯".众所周知的原因:二战后的日本百废待举,一切归零.也许在很长的美国管辖时间里,他们遭受着文化侵略.但是,这样的文化清洗同时也是使之脱胎换骨.日本的文化,由于战后的历史,使其在本身的资本主义背景下得到了更强有力的血液.甚至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兼并下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因此日本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地域窄小的日本要想不被挤压出资本主义的大客车,只有积极,进步,强大.

(二)艺术创作的差异
2.1 艺术创作力的差异

中国是5000年文明古国,在文化上享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诗词,早凭汉语独有的韵律在世界诗词界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另外,中国的五声音阶,早已被世界证明她和任何一种音阶相比都无逊色之处(当然任何一种音阶都是同样伟大的.).中国的哲学,虽然烙上了很深的封建烙印,却仍凭其精深之剖理,得以和希腊哲学,德国的哲学齐名.
相形之下,2国文化底蕴的差距显而易见.日本固然有茶道,花道,浮士绘等国粹,然而和中国相比确实逊色些.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2国在艺术创作力上的差异.艺术创作力,只是表明一些差异,而因其表示的艺术个性维度不同难以比较出高下.中国的艺术创作比较大一统,鲜有灵气的作品.层观摩过一些电影学院学生的作品,实在不敢恭维.在现今的一些先锋艺术领域里,WEB视觉,多媒体视觉领域里也尚未有大建树.而日本呢?
日本.不可否认,在动画领域一直保持其花魁的地位.日本的动画产业,之所以成功,创意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日语的非国际化是日本电影出口的一大缺点，但是动画具有轻语言而重表现的特点,容易让人理解.另外,动画电影拍摄的是一张一张的图片,所以任何题材都可以自由地运用.在动画片中,不仅仅是日本,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舞台,一切人物都可以成为主人公.活用了动画与生俱来的特点———“无国籍性”,使得日本动画的出口竞争力大增.反观中国的艺术家门,却少了份创新意识和竞争精神.中国的动画片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的《大闹天宫》以及70年代末的《哪吒闹海》等,均在世界上占有一席地位,国际上甚至将中国动画片统称为“中国学派”.“日本动画制作者联盟”曾在1959年和1960年两次组团赴中国,考察中国动画片艺术而后来,缺少原动力的关系,使得在这一领域失去了竞争力.非常地遗憾.
同样地,在先锋艺术领域,日本也是在懵懂阶段.鲜有出色作品问世.由于先锋艺术(多为视觉艺术),转至了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的倾向,所以对于2国的这一领域的艺术工作者来说,机会还是平等的.总的来说,现代,2国只有艺术创作力上的差异.而无绝对的好坏差距.

2.2 艺术创作取向的差异

2.1里说了2国在艺术创作力上的差异.只是说了内因----民族个性差异.而在外因-----社会体系,价值体系等等的影响下,已经造成了2国几乎相反的艺术取向.
在1.1说过,中国的宗教神话有些和基督教类似.而基督教最大的教义就是削除异端(突出事物),建立平等(人人平庸).这些是由民族个性引起,而民族个性再次艺术创作的取向.
和基督教一样,中国的文艺,也是反对黑暗的事物,反对杀生和荒谬的;而日本的文艺,由于其更为开放的思想,而,毫无顾忌地将忧郁,悲观,甚而绝望等人类负面情绪(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之神)容入艺术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文艺作品很病态而中国的文艺作品很平淡,很苍白的原因.当然,这些"忧郁,荒谬,绝望,病态,平淡,苍白",都是综观整个世界的艺术创作的各个角落得出一个不成数据的参数借以比较下中日2国的差异而已.

(三).社会风景的差异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日本是一番景象,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又是另一番景象.
就家庭说开.日本很开放,但日本也很保守.日本至今都很保守-----在女权束缚的弊病下.日本至今保留着妇随夫姓的习惯,而且日本非常保守的那些女子(大和抚子),对于丈夫之恭敬只能以乖戾视之.对于自己的丈夫,甚至于临睡前上妆,房事时仍带着尊敬称呼.在日本女性结婚后一般就失去自己的工作.而且这种"失去"还往往是带着主动的倾向.就算开放些的女子,在结婚后也从此消失在"工蜂"的舞台,一心尽为妻为母的职责.这和新中国成立前非常相似.而且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被肯定,并作为旧习废除了.在现今中国,这样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是的,在中国,也许在农村,在台湾地区,还有此般现象.但是,远远不成风气,更不及日本这般"普及".
以上也提了,日本是勤劳的国家.被世界喻为"蜜蜂".但每一只勤劳的工蜂在周末都会卸下AMANI,走进各式娱乐场所,痛快地度过周末,翌日认真的工作,会工作,也会玩.中国的大环境却不似这般"友善".

曾有人说中日文化一衣带水,然而排除了这样一种[せんにゅうかん],以世界文化全局的标准来衡量中日2国的文化,会发现结果很有趣.这对"兄弟俩",就是2把尺,不管你怎么报成见,他们还是尺有其短,寸有所长.

㈢ 中日文化对比都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中日文化对比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古代文化。主要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对日本专岛国的影响。属
二是近代文化。中国从1841年鸦片战争开始，日本从1853年“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算起。
三是现代文化。1945年二战以后，虽然中日属于战争的对立两方，但是同样在废墟上进行重建。

㈣ 从中日文化比较中可以学到什么

是指向中国人学习吗？还是向日本人学习呢？

向日本人的学习的话，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们的民族性和团结合作的精神。

㈤ 关于中日文化的比较。

中日文化在于本质上中国文化是包容却有脉络和原则的，而这个原则是理性和道义的；日本文化只是善于模仿却有另一种狭隘的固执情节在里面，他们首先是神道文化的根底和中国文化儒学昌明天道自然佛家大智慧的平等清净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是人为本敬天爱地自立立人的文化是，日本的文化是有一定固执和偏见情绪的文化，缺乏包容，有表象而无精神实质的传承，喜欢走捷径有大贪心嗔恨心，所以造就一定文化思想上的痴．比如禅宗在日本被搞的不伦不类，他们还自己觉得傻不错呢？可以骗骗外行，打扳子狮子吼什么的表象容易，提到具体实质就完全背道了．日本文化的根脉在他们的神道文化上，学习中国文化是形似而非究竟理地．至于这位先生的奇异观点，好象是说中国文化善于同化，所以亡国也没什么被日本占了也未必不好，此言甚是浅见．一个恶劣的学生是不可能学到老师精华的思想和行动的．元朝没有清朝也是一半，他们运气好遇到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重视文化善于运用文化思想作政治手段的皇帝罢了，文化衰落国家的兴盛是假向经不得实际历练的；一二百年的盛衰弹指一瞬算什么，大家要仔细研究中国文化目光的长远和发心立地的不同处．中国文化的衰落就在宋明清这三代上，朱熹是有很大过失的，真正的儒学基本上毁在他手下。

㈥ 有关中日文化比较

从饮食中看中日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发展历史
1．最早的是有巢氏（旧石器时代）：当时人们不懂人工取火和熟食。饮食状况是茹毛饮血，不属于饮食文化。
2．燧人氏：钻木取火，从此熟食，进入石烹时代。主要烹调方法：①炮，即钻火使果肉而燔之； ②煲：用泥裹后烧； ③用石臼盛水、食，用烧红的石子烫熟食物； ④焙炒：把石片烧热，再把植物种子放在上面炒。
3．伏羲氏：在饮食上，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
4．神农氏："耕而陶"，是中国农业的开创者，尝白草，开创古医药学，发明耒耜，教民稼穑。陶具使人们第一次拥有了炊具和容器，为制作发酵性食品提供了可能，如酒、醢、醯（醋）、酪、酢、醴等。 鼎是最早的炊具之一，有爪儿因为当时没灶，还有鬲，其爪是空心的，鬶用来煮酒的。
5．黄帝：中华民族的饮食状况又有了改善，皇帝作灶，始为灶神，集中火力节省燃料，使食物速熟，而广泛使用在秦汉时期，当时是釜，高脚灶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蒸谷为饮，烹谷为粥"首次因烹调方法区别食品，蒸锅发明了，叫甑。蒸盐业是黄帝臣子宿沙氏发明，从此不仅懂得了烹还懂得调，有益人的健康。
6．周秦时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成形时期，以谷物蔬菜为主食。春秋战国时期，自产的谷物菜疏基本都有了，但结构与现在不同，当时早田作业主要是:稷,（最重要）是小米，又称谷子，长时期占主导地位，为五谷之长，好的稷叫梁之精品又叫黄梁。黍,是大黄粘米仅次于稷，又称粟，是脱粒的黍。麦，大麦。菽，是豆类，当时主要是黄豆，黑豆。麻，即麻子。菽和麻都是百姓穷人吃的，麻又叫苴。南方还有稻，古代稻是糯米，普通稻叫粳秫，周以后中原才开始引种稻子，属细粮，较珍贵。菰米， 是一种水生植物茭白的种子，黑色，叫雕胡饭，特别香滑，和碎瓷片一起放在皮袋里揉来脱粒。
7．汉代：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县发现的汉墓中的大画像石上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8．唐宋：饮食文化的高峰，过分讲究。“素蒸声音部、罔川图小样”，最具代表性的是烧尾宴。
9．明清：饮食文化是又一高峰，是唐宋食俗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混入满蒙的特点，饮食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主食：菰米已被彻底淘汰，麻子退出主食行列改用榨油，豆料也不再作主食，成为菜肴，北方黄河流域小麦的比例大辐度增加，面成为宋以后北方的主食，明代又一次大规模引进，马铃薯，甘薯，蔬菜的种植达到较高水准，成为主要菜肴。肉类：人工畜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满汉全席代表了清代饮食文化的最高水平。
日本饮食文化
日本食物
一般西方人的观念日本食品只有牛肉火锅或样子古怪之寿司，而日本食品于近年来已人所皆知世界闻名了。很多游客到日本也懂得去品尝新鲜的鱼生及肉质鲜嫩之炸暇，更有部分游客已作好准备去日本一嗜各种各样之日本传统美食，总括来说享受日本之食品是阁下一生之中最难忘之事。
饮食习惯
日本的冷面是放在竹制盘上，用筷子夹起一口的数量放在冷汤里进食。有些餐馆没有附上汤匙，日本人习惯拿起来喝汤。
夜生活
日本人习惯下班后三五成群地去喝酒。在大都市内的娱乐中心区，到处都有酒吧、的士高及夜总会。
日本的酒类
啤酒：日本人最喜欢喝啤酒，无论是生啤酒或是瓶装的都受欢迎。在夏天，部分百货公司更高有露天啤酒馆，吸引大量游客。
日本清酒：清酒可以热喝或冷喝，无论那一种清酒，都是日本菜肴的最佳搭配。酒味可口甜美，容易喝过量而醉。
威士忌：日本人喜爱喝威士忌加冰加水称(Mizuwari)
餐酒：在西餐厅内都有日本制及进口的餐酒。在中国餐馆里，亦有绍兴酒供应。
烧酒：这种酒是用蕃薯、大麦、蔗糖等材料制成，经过滤后的酒精，与伏特加有些类似。
饮酒的礼仪
一般普通的日式酒馆，气氛随和且轻松，同行顾客都会互相为对方倒啤酒。如果一群人去喝酒的话，第一杯要等大家举杯说“干杯”后才能喝。

㈦ 中日文化比较

中日文化比较：围城中的风景

生活在日本，经常不自觉地做中日文化比较研究。最近研究的是围城中的风景——中日两国的夫妻关系，不比不知道，一比真好笑：日本的夫妻像母子、中国的夫妻像父女。

这不，刚刚在电话里和好友神聊了半天，一说起她的“3个儿子”，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上个星期刚刚给她的“大大儿子”过完生日，买了一个大蛋糕，“大大儿子”开心得不得了。别误会，我的朋友实际只有俩儿子，都在上保育园，这“大大儿子”是她对她那日本丈夫的尊称。朋友经常抱怨：这两个小的都很好带，最难伺候的是这“大大儿子”。朋友生孩子时，这“大大儿子”在家蒙头大睡，别说去医院照顾了，朋友出院才一个星期，就骑着车上街买菜了，吓得我眼镜差点没掉下来。说来也怪，日本女人不做“月子”，照样长命百岁，寿命比男人还多10年。再说这生孩子、喂孩子是当妈的事，带孩子玩，当爹的总该做做吧。当然，休息天朋友在家打扫卫生，叫大的带俩小的出去玩，没说的，开了车就把儿子带到了百货商场，先是一人一个大号冰激凌，接着再来3包炸薯条，吃完后3人抹抹嘴，俩小的去了幼儿游戏区，玩得一头汗，大的也没闲着，去玩具柜台转了一圈，买了一堆小汽车模型，3人兴高采烈打道回府。一进门，就忙开了。可是，拼了一会儿俩小的觉得太难，甚是无趣，玩别的去了，剩下大的在那儿自得其乐。

朋友饭做好了，正要喊，突然觉得怎么这么安静，再一看，俩小的已经躺在地上睡着了，而“大大儿子”正专心致志地给小汽车上牌照呢。终于大功告成，大的捧着小汽车得意地对妻子说：“怎么样，我拼的。”朋友不知是该夸他两句还是该赏他一个大耳光。朋友愁眉苦脸地对我说：他怎么总也长不大。

母亲大都望子成龙，那么用“望夫成龙”来形容日本妻子一点也不为过。人们都说日本男人一生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母亲，另一个就是妻子。从小他们被母亲宠着，被母亲管着；大了，接着受妻子的宠爱和管教。日本母亲望子成龙的心情一点不亚于中国母亲，如果说中国母亲是用说教加棍棒管教儿子，那么日本母亲更擅长的是用温柔去感化儿子。日本幼稚园的孩子不会像中国幼儿园里的孩子那样比谁的爸爸官大，谁家有钱。日本孩子比的是便当，中午打开便当盒，比谁家的妈妈做的便当好看、美味又特别。吃着这充满母爱的便当长大的儿子，如果没有恋母情结，才叫怪呢。日本女人深谙此道。要想做他的妻子，先得学会做他的妈，如果能做出“母亲的料理口味”，那么，放心，这男人是跑不掉了。

做妻子的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务，将丈夫侍候得无微不至，她们用温柔去感动、鼓励着丈夫，而为夫的也深知这温柔背后的压力，在公司里不努力不行呀，这份温柔可不是白付的。在外拼博的男人，偶尔也会溜出妻子温柔而严厉的眼光，找个情人放松放松。这时的日本女人不会像中国女人那样“一哭、二闹、三上吊”，她们会以一种“孩子犯错是难免的”宽容去静观其变，如果男人只是玩玩，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如果男人真的陷了进去，这才披挂上阵，去和入侵者决一死战；再不济，还有最后一招，你若胆敢离婚，赔偿费让你掏得倾家当产，日本男人还没浪漫到“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地步，这婚是万万不敢离的。

再来看看咱们中国夫妻。经常有学生问我：听说中国男女平等，男人在家里没有地位，“妻管严”多，是吗？我会反问他：都说日本是大男子主义社会，日本女人在家里是不是没有地位？他们往往会眨着小眼睛、张着嘴巴不知该怎么回答。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没有什么是非曲直。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贤妻良母”在中国成了略含贬义的词。如果说谁是贤妻良母，那么潜台词就是：她只会在家围着锅台转，伺候丈夫孩子，在工作中不求进取。做父母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这么没出息，他们往往教育女儿不仅在工作中就是在家里也不能输给男人。于是，女儿们使出浑身解数，张牙舞爪、拳打脚踢终于把男人打得落花流水、抱头求饶，乖乖地系上围裙，走进厨房，一边炒菜一边悻悻地说：好男不跟女斗。被男人压迫了几千年的中国女人终于扬眉吐气了。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女人，还是一边工作、一边做贤妻良母的话；到了七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真正的男女平等了，夫妻一同工作，一同操持家务；而进入21世纪，新新女孩终于把世界颠了个个儿。朋友小李在医科大学读博士，前一段时间愁眉苦脸地说：“夫人要来日本了。”我笑着说：“你该高兴呀，这下有现成饭吃了。”他苦笑着说：“还不知道谁做给谁吃呢。”果不其然，夫人来后，小李一改已往中午带饭的习惯，买起了便当。一问之下：“以前我都是晚上做两份，吃一份，第二天带一份，现在两张嘴，都吃完了，我带什么。”小李的孩子两岁了，一直在中国，爷爷奶奶给带着，我劝他把孩子接来：“你夫人既不上学又不工作，把孩子接来多好。”吓得小李直摆手：“到时候，她们俩抢糖吃，我该哄谁呀。”爱妻如爱女，中国男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温柔最会疼老婆的伟丈夫，除了足球踢不进门，不过这是不是也该从中国女人身上找找原因，毕竟男人都是女人生的……

日本男人的恋母情结造就了像母亲一样的妻子；而中国男人喜欢小鸟依人般的女孩，各得其所，幸哉幸哉……(来源：日本《东方时报》 作者：晓钟/日本东京)

比较禅意在中日文化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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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丹元 [2001-11-27 8:43:19]

笔者曾在拙著《禅意与化境》中指出：
“禅不等于禅宗，禅也不等于禅意。……从禅到禅宗，再到禅意，可以说是一种发展、一种文化态势和延伸。但事实上，禅是方法，禅宗是佛教的一支，禅意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底蕴。”（注：见拙著《禅意与化境》第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虽较早，但禅宗传至日本基本上是五代以后，尤其是宋代及其以降才出现的，而且多为南宗各支系。如日本后鸟羽天皇朝时，僧荣西入宋传去临济宗，后崛河天皇朝时，僧道元入宋传去曹洞宗等等，中日文献均有记载。禅宗，进而更确切地说是禅意，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影响都极为深刻而且普遍。然而禅意在中日两国文化中的渗透及影响却不尽相同，甚至是大相异趣的。笔者就此命题试作比较，以探讨中日文化传播之不同效应。
一、禅意在中国文人、文学艺术中的影响
禅意虽不是宗教，但在禅意的审美情态中却潜藏着一种偏于艺术审美的亚宗教情感。而宗教，尤其是亚宗教情感与艺术活动自一开始起就有某种密切的联系，甚至同构性，如二者都是为了获得精神的解脱和慰藉，从发生学角度看，既有互动性又有互补性。又如二者都在追求那种并非实实在在的真善美和理想境界，而且都借重想象和超验等等。而比起其他民族的知识阶层，中国文人又似乎更注重审美需要和道德净化，这样，禅意的文化属性体现在中国士大夫的心态上，就显现为二律悖反的亦佛亦俗、亦儒亦道，并借此生动地演示出中国人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
禅意作为东方智慧的一种结晶、一种精神向度和寄托的方法，它既有儒家风雅和入世的一面，又有道家虚无和出世的一面。在中国本土文化哲学中，宗法伦理、忠恕之道、修身养性、学以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等，一向是儒学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儒的目的在于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积极进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代代硕儒所耿耿于怀的。而老庄一脉，则一向看重自然机趣，虚静游心，“物物而不物于物”。尤其是庄子哲学，更重视“法天贵真”、“清静无为”，强调善作“逍遥游”的真人、至人为最高人格理想。道的目的，在于调节个体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庄禅合一有其更合乎内在逻辑的质的趋同性和可能性。而儒道两家本质上又都是一种古代东方的人本主义哲学，所以，儒道互补，自古就有。一如《周易》中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二者不可或缺。然而，儒的化个人命运为社会理想，积极进取，向内修身的人格模式与道的虚无出世、消极隐逸，又明显地呈现出二者各自的矛盾性相。为此，徘徊于儒道之间，时而左右逢源，时而又如置夹缝中的中国士大夫心态，也必然地体现为二律悖反的矛盾的两重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凡在政治上春风得意，或在仕途中跃跃欲试，或曾受到某种可证明“皇恩浩荡”的礼遇，则往往积极进取，锐意革新，不仅执著地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种大济苍生的伟大使命感顿时油然而生。而一当仕途失意，落拓潦倒，不为人用，甚至不为人知时，则往往转向自然，寄情山水，浪迹于江湖，返朴于林泉，于是乎，高蹈出世，隐遁绝俗，“和同天人之际，使无间也”（注：扬雄：《法言·问神》。）。而往往只有到了此时，中国士大夫才典型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哲画师，回归至康德所言之既无明确的目的而又符合目的性。在这当中，禅意所独具的文化心态，往往能起到调节的作用。魏晋以降，随着佛经的大量译解，禅的空宗观、中道意识逐步深入至中国文人的心灵深处，它在儒道之间的这种圆润的调节作用也更加明显。对于儒的入世，道的超脱、禅的意趣在无形中平衡着双方的偏执，这就又在客观上为面临进取与隐逸两难抉择的士大夫，起着心理上的谐调作用，从而巩固了中国“士”阶层的这种特殊的悖反心态。如嵇康、阮籍素以“非汤武而薄周礼”著称，不为所用，深受迫害时，则以“穷达有命，亦又何求”聊以自慰，优游于山水之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感悟到了“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乐趣。但他们内心深处都总念念不忘“君静于上，臣顺于下”（注：嵇康：《声无哀乐论》。），“君臣不易其位”（注：阮籍：《乐论》。）。既向往盛世太平，又牢记伦理纲常。当陶渊明意识到自己是“误落尘网”后，随即“守拙归园田”。但他既自感“久居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却又时显“金刚怒目”相，心中念着还是“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与之同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tiǎo脁、沈约等人，也都经常徜徉于出世与入世的十字路口，时而“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时而又“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唐宋时期，禅宗勃兴，禅意升华。唐时，道佛合流，开意境说之先河，宋时，儒佛会通，成理学体系而为一统。士大夫中的翘楚，往往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不遇时，则“明朝散发弄扁舟”。被誉为“文章冠世，画绝古今”的王维，年轻时也曾唱出“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一类的壮歌；可步入中年后，尤其是因“安史之乱”而“陷贼官三等定罪”后（注：见《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他看淡一切，沉湎佛理，“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倾心于山林，留意于泽畔。宋代名士苏轼也是典型的具有两重性格的艺术家，他既钦慕屈子、孔明、陆贽等经世济时之风云人物，又酷爱陶渊明、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这样的悖反心态，在中国士大夫中比比皆是，不只盛唐的孟浩然、储光羲等人，高、岑、王、李之辈皆有同感，中唐的刘禹锡、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聂夷中、杜荀鹤等人也都有过同样的上下沉浮和坎坷经历。宋代名流，如梅尧臣、苏舜钦、柳永、晏殊父子、秦观等，各自都怀有“有补于世”的雄心壮志，又都人到中年常觉“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是杜甫、韩愈这样一生忧国伤时，“临危莫爱身”的醇儒，也曾冒出过“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等暗合佛意的念头。禅的渗透及变异，使得中国士大夫的“狂放与适意”的心态得以宣泄，而禅与实用理性的结合，又使“旷达与忍让”也得到了统一与谐调。即令韩愈这样的人物也时而写“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时而又说“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脁”。到了后来发展至“狂禅”，则更由对禅的理解须有淡泊、宁静、寡欲起始，而一变为纵欲无度。所谓“若心常清静，离诸取著，于有差别境中能常入无差别境，则酒肆淫房，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注：知归子：《居士传》卷三十一。）。禅意的世俗化倾向极大地刺激了虽不身居禅院却心向往之的士大夫们原始生命张力的外泄。旷达与忍让的统一，又使文人学士找到了自信、自慰、自得的心理平衡机制，从而使人的主体意识也变得更为强烈，更加超拔。
禅意对中国文艺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且不说中国“意境”理论的成熟与佛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意境”一词本就源自佛学，如从“了知境界，如幻如梦”，“我弃内证智，妄觉非境界”等佛家用语中，即可寻见诗、词、画之意境的渊源。皎然《诗议》中的那段话：“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对中国意境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中国历来就有“论禅作诗，本无差别”之说，不仅引禅入诗，而且将禅家之破除“我执”、“法执”，以达到自悟佛性的开悟都引入了诗画艺术中，使中国艺术达到一种如禅悟似的超知性、超功利的精神体验。有些诗虽无一字禅语，但却处处可见禅趣，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胡应麟称之为：“右丞却入禅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注：胡应麟：《诗薮·内编下》。）又如杜甫的“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沈德潜《说诗■语》中说“俱入理趣”，认为高于禅语入诗之作，是真正引进禅理之上品。同样苏轼的“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王安石的“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等等，在唐宋诗词中可谓触目皆是，举不胜举。这类引禅趣而入诗意的作品，其实都已着上了“意境”的色彩。在表面的空、静、闲、淡的氛围中，深寓着“可解而不可解”的意味性，亦即诗中有意无意的已经有了“性空幻有”的成分。无意中将临济的“一句三玄，一玄三要”、曹洞的“参活句”门风也带进了唐宋诗中。这就必然要生发出“弦外之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了。故严羽称真正的“妙悟”，为“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认为“然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国绘画除佛像画与佛直接有关外，泼墨写意，“吴带当风”等文人画中也深蕴着禅意。故明代董其昌以禅之南北分宗喻中国画之南北二派：“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行。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晬，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注：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而且指出南派画“清高不俗”，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字造化者”，画家多为“隐逸之士”。唐代张璪所言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同禅意强调心的体验也有着内在联系，而张彦远所言之“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则更是将禅与庄结合在一起后的心的体认了。中国书法，尤其是行草的艺术表现，也都处处可见禅意的渗透。如张旭的“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怀素的“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等等，在表现自然真趣方面都深受禅的影响。另外，著名的大书家如齐己、高闲、贯休、景云等在自己的书艺中都浸染着禅的精神。宋代士大夫参禅之风盛行，苏轼、欧阳修、米芾等一大批与禅师过从甚密的书家，常从禅理、禅趣中获得“妙在笔画之外”超越自我的心得，使书画之境与禅境、禅意同出，则更是不胜枚举的事实。总之，禅意对中国文人和各类艺术的影响极大，这是早有公论而不必赘言之的。禅意的世俗化倾向，反使得世俗的人与艺术著上了更具东方色彩的高雅趣味，它不仅塑造着中国文人的人格生成和发展，影响着中国艺术的总体走向，同时也为中国知识分子在矛盾的心态中找到了某种可以“逃于禅”的出路。而凡此种种，不仅是西方文化中所难以找到的，即使是印度也无这种先例。
二、禅在日本俗文化中的作用及启示
如果说禅意在中国文人和文艺中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高雅的世俗文化中的话，则在日本就不仅涉及到雅的一面，也遍及到俗的一面，甚至对民俗文化也发生着深刻的作用。
笔者曾在拙著《禅意与化境》一书中认为，将临济宗引进日本的荣西和把曹洞宗引渡至日本的道元等名僧，“可称之为日本宗教界、学术界的伟大的‘盗火者’”。这是因为，由他们移植至日本的中国禅宗，不仅比古代传入东洋群岛的佛教更为成熟，也更富哲学意味。而且，即使是平安朝初期的大圣空海等入唐带回的天台宗、真言宗也难以与之媲美。抑或也可以这样说，荣西、道元等人带回日本的，是真正中国化了的佛教，是超越了佛教界限的中国人的心灵的结晶，是一种具有调节心理平衡的审美化了的禅之意趣，也是当时东方世界中最精湛最深刻的意识形态及其方法论。而对于当时尚未完全进入封建文明全盛期的日本来说，那不啻是普罗米修斯盗来了神界的天火。而更为有趣的是，禅从中国移至日本后，虽开始引入的是南禅宗的各支系，但一方面由于本质上南禅宗也讲“顿”、“渐”兼修，以“顿”为主；另方面，日本固有的佛教，历代禅师和素养较高的知识分子一再参悟、研习、推广，致使逐渐创立的日本式禅宗和东洋禅趣，不仅更强调“渐”是“顿”的基础，“顿”是“渐”的成熟后的灵感式突发，在注重顿悟时非常看重渐修的功力。而且，这样的禅法和由此升华的禅意几乎成了日本人之性格和人格模式方面的象征。时至今日仍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作用于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品位。
铃木大拙曾引用西方学者的说法加以佐证，如指出查尔斯·艾略特在其名著《日本佛教》中曾这样说过：“禅对于东方的艺术、知识及政治生活来说具有伟大的力量。禅也是日本式性格的表现。其他所有的佛教都没有禅宗那样‘日本式’。”（注：转引自《现代日本思想大系》，铃木大拙卷，日本筑摩书房1965年版。）这一概括的确是入木三分、颇有道理的。日本学者中村元先生在其所著之《东洋人的思维方式》一书中，曾就接受佛教的角度来谈中国人的思维，认为在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时，接受佛教以及佛教所造成的影响，应予以特别重视的，并认为，中国人重视具象的知觉，强调个别性、尚古的保守性，重视等级身分、自然本性等都与禅宗及禅的外化有关，如把宇宙称为“山河大地”，把真实形态说成是“本来面目”，将禅的“公案”作为模范和古则，讲“知天命”，“复归自然的本性”等等（注：见王文亮：《从接受佛教的形态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征》，《哲学研究》1990年“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辑。）。其实，这些特征后来大多都被日本人所接受了。而且，如果说中国人接受禅思并影响了我们的文艺，主要是在文人和文人艺术中的话，那么，日本人接受中国禅，或者说中国禅对日本国民的影响事实上更为普遍，而且影响也更为深远。
严格说来，禅在日本国民心灵深处已越出了宗教的界面，而成为一种近似宗教（亚宗教）类的精神，这种精神又总是闪现出禅的沉思的活用及超验思维方法和不屈的自信心。南禅宗里的自力、自度，在日本文化中成了自强不息的一种民族精神。禅的修炼，又在日本俗文化，乃至民俗中体现为人格修养的功夫和文化内涵的灵魂。禅宗传至日本后，除宗教上的意义外，对世俗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已日益深入日本国民之心灵深处的中国儒与禅互补，就此而言，朝鲜也一样。即日本、朝鲜都曾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程朱理学。这一点颇类中国文人对禅意的升华，主要表现在知识阶层平衡自己的心态和处世艺术的运用上。二是使艺术创造与禅沟通，一方面极大地刺激和丰富了日本和歌、物语、书画等艺术样式的走向成熟，启迪了“五山文学”和俳句的兴盛；另一方面又拓展了“艺术”概念的含义，将禅之于诗的方法推而广之到民俗（抑或也可说是民俗艺术）中去，如茶道、插花、武士道、剑术、庭园建筑、生活中的幽默等各个民俗领域。因此，从中国明清以后的历史看，由于禅宗的衰落，禅的方法不为普通常人所熟知和接受，实际上，清代以来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懂得对禅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和禅意的外化也比中国人更为普及，乃至于日本的一般民众（不仅仅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意无意地在饮食、起居、礼仪、心理等各个环节中自觉不自觉地温习着、遵循着这种体验。而在此体验的过程中，最要紧的是不断强调儒禅互补后的东方式的“和”，亦即中国人所谓之“天人合一”，与此同时，又从不间断对“悟”的开解和具体运用。
禅宗强调修炼和意守，它曾对中国的武术、气功、医学等起过很大的作用。气离不开意念，意念也少不了气或气场的客观存在。所谓“气沉丹田”，“神游丹田，在泥丸宫下”，“运气一周天”等，都与意守有关。而修炼功夫，强调意守，对日本武士文化的兴起也起着极大的指导作用。日本武士文化在室町时代达到高峰，与当时对禅的崇拜是有必然联系的。镰仓武士以熟娴弓马之事为荣，而得弓马之法的第一要务，乃是心的开悟。日本柔道从某种角度讲很有点类似中国的太极拳、八卦掌，它的基本要素是内家武功所追求的以柔克刚，刚在柔中，柔道高手须使心意进入宁静、和顺的状态，以“非暴力”对抗“暴力”，凭借直觉体认并悟出顺应自然的练功法，在似乎“不抵抗”中抵抗，在对手想不到时击败对手。而这正是禅家所谓“破三关”即要破去三层执著，所谓“一簇破三关，犹是箭后路”，自然而然地达到无碍自如之境。这当然须狠下苦功，持之以恒地不断练，而同时又须心静、入定，进入顿悟、妙悟之境界。日本的茶道也是从中国学来的。据说最早将茶种从中国带到日本，后又在寺院里栽培的正是日本临济宗的开山祖荣西。以后，日本禅师大应又从中国学到了沏茶的方法。中国的禅僧也不断去日本传授茶道，成为师傅。接着著名的一休师傅与其弟子珠光又将茶道发扬光大，使之成为日本的一种生活艺术。茶与禅院的关系之深可见一斑。但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茶道后来有了很大的区别。中国人饮茶虽也讲究品味，体现出世俗文化的雅致，但却并未规定出一整套仪式。各地茶文化的不同反映了各地的民俗之迥异。如白族的“三道茶”与汉族饮茶不同，是民族习惯和风俗之相异所造成的。而在日本，茶道逐渐发展成为修炼禅意功课、培养高尚情操的一种契机和方法，且具有一整套礼仪，其规矩也要比中国茶道繁复得多。虽说历来也有工夫茶之说，但中国的工夫茶主要是就吃茶而言，所谓“工夫”也是熔铸在品茶的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一种适度的风雅和素养。既是休息、适意、调养、享受，又是儒雅风范，对品茶之道理解的体现。况且随着历史风云的演变，到了近代，国内讲究饮茶，注重茶道的已越来越少（不是指茶的优劣和吃茶的简单方式），仍保持着这种讲究的，多数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或是在经济上宽裕的有闲人士。日本的茶道却始终如一地保存着禅的精神，离开了禅意，也就无所谓日本茶道。珠光禅师以降，日本茶道又注入了自己的东洋趣味，工夫是在茶外，茶道成了一种借品茶来体“道”的方式，具有一整套极为考究的礼仪。它不仅是享受、休息，而且也是修炼人格，培养品行、情趣的一项重要生活课程。除了品茶外，它的一整套礼仪还包括：如何造成宁静和谐而又庄重肃穆的气氛，如何烹制，怎样奉献，又怎样领纳。日本人为茶道所创立的规矩多达上百条，包括处理花卉，挑选茶叶，使用水勺、木炭、茶罐、茶碗等等，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饮茶，而在于通过品茶及完成整套礼仪，来悟出清静、敬重、和谐以及“无我”的禅的理念，从而品出人生，发现自我，去恶从善，超越俗念，在静寂中向广义的“涅pán盘”靠拢。如泽庵的《茶亭三记》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迦叶之微笑，曾子之一诺，真如玄妙之意，乃不宣之理也。及至诣茶室，备茶具，行礼仪，脱衣冠，并不繁琐，亦不华侈，以旧用具而新心境，不忘四时之风景，不谄，不贪，不奢，谨而不疏，朴素而真实，是为茶道。”而其目的是为了“赏天地自然之和气为乐，移山川木石于炉边”，所以“以天地间之和气，乃茶道之道也”（注：转引自《佛教与东方艺术》第85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人物，如一休和尚、千利休，乃至于强悍、粗野的丰臣秀吉等都醉心于茶道，极力倡导茶道的休养功夫。千利休曾有和歌云：“触及心深处，方知为茶道。”在《叶隐》第二卷中，茶人如此道：“茶道本意，在使六根清静。赏挂轴、插花，嗅清香，闻水声，品茶味，举止端庄。五根清净之时，意念自然清净，而最终目的在使意念清净。 ”（注：转引自《佛教与东方艺术》第858 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因此，日本的茶道，实际上是人生艺术的外化，是禅趣、禅理的审美化，它要求在品茶中淡泊功利，达到“无”的绝对境界。
日本诗歌多从学习、摹仿中国

㈧ 中日教育文化的差异

中国和日本在教育上差异性很大，日本在二战后能够迅速崛起，与他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比两国儿童教育观，既能进一步了解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也能在研究中给中国的儿童教育提供指导性的建议。笔者将从中日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学校教育方式两方面来进行论述中日教育文化的差异。以此分析中日教育模式下所教育成果的差异。
一、中日家庭教育观念的差异
1.价值取向
每个中国家庭中的孩子都曾听到过这样的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中国人口多而资源相对有限的社会，只有不断完善自我才可以有一日得以出人头地。因此，中国众多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以及令孩子通过快人一步的超前学习达到脱颖而出的目的。从而出现了每到周末各大补习班都人满为患。院子中越发见不到孩子们的身影，窗台的台灯亮至深夜也越来越平常。
日本家庭教育理念中更注重于礼仪和素质教育，父母更关心孩子在学校中是否开心，是否能够融入学校的环境。相比于地位、金钱，团队意识在日本人的心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因此，父母对孩子们的教育更多的投入在如何融入班级，融入小团队。他们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人在团队中的表现。因此，中国的“个人本位”教育理念与日本的“他人本位”观念的差异导致中日教育方式的不同，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目前仍处在发展中，人口基数大而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导致竞争相对激烈。并且教育水平的落后导致中国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稀少，也迫使如今许多中国家长不得不以抹杀儿童童年玩耍的权利而进行高压的精英教育。日本相较于中国教育水平非常发达且平均，小学中学不存在重点之分，师资力量的平均化也使得学生能更好的拥有相同的教育资源，从而减少其竞争压力。因此，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教育思想，所以导致了孩子整体发展中的不同表现。
2.教育方式
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讲究以家庭为基础，因此在教育模式上以家庭为主。但是中国家庭教育更多提及孩子树立远大的志向，却忽视了孩子相关品性的教育，过度放纵、宠溺孩子使得如今高分低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反观日本，日本家庭更侧重于教育孩子意志磨练方面，从小就被教导要服从、忍耐、自省。日本幼儿园的传统之一便是冬日裸跑，以此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及身体。中国家长则更多的对此现象表示无法接受，中国以防止为主，预防感冒、害怕冻伤因此对孩童的保护做的无微不至，却让其失去了抵御寒风的能力；日本以适应为主，无论是天气还是社会环境，都强调适应大环境，适应社会，以此完善自我。在教育方式中，日本的教育方式显然更加适合增加孩子们身体抵抗力以及离开家庭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3. 教育观念
在中国，家长更习惯于使用：“乖、听话、有爱、有礼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这些词汇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家中要听父母的话，对待长辈要有礼貌，但是如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却在很多家庭中很少见到，过度的溺爱以及传统礼教的实施不力导致中国的孩子对于自己独立性人格以及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所欠缺。在日本，“不妨碍他人”是为人处事的主旋律，这使得在日本社会中个体更具有责任感，自己份内的工作必须自己完成，不会给他人添麻烦。但是相应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日本老人无人赡养以及年轻人不堪重负而轻生的现象无减反增。这种“不妨碍他人”的思想也体现在不妨碍子女的生活，子女不用照顾老人，因此老人晚年的生活幸福保障力度不足。因此，教育观念的不同是不同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互相取长补短，方能有所改善。
二、学校教育方式的差异
1.评价体系
在中国，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主要由其学业成绩的高低来评判。只要小孩子学的好，不管干什么都可以认为是对的。因此，这也导致了在一些中小学校中，分数高的同学可以肆意歧视分低的同学而不受到他人的指点的现象，也导致了新年过节倘若成绩不理想便无法面对亲朋好友的自卑感。在这个过程中，会使一些学生的心态开始扭曲，渐渐打下“只要成绩好就可以获得圆满的人生” 的人生观。然而在日本，学校评判一个学生的好坏更多的是看其对于集体的融入程度以及通识教育。他们在幼儿园阶段没有课本，只有绘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英语等课程，因此日本的小孩子在幼儿园中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更多的能令他们真正的玩起来，通过玩耍教会他们融入集体，学会微笑，学会说谢谢。
不同的评价体系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不同的。中国填鸭式教育培养了非常多的高技术人才，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拥有着不凡的学术能力，但是他们的社交能力以及为人处事能力相比于日本青年则逊色许多，这也导致了许多高校中存在着只会自己搞学术研究而不会与他人合作的现实，制约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日本教育的评价方式使得其学生拥有更好的为人处事的能力，但是专业性却不如中国人。他们依赖于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人，因此在集体的努力下，往往面对诸多困难时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有利的推动社会的发展。
2.教育实用性
许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学校中学了很多知识，如今步入社会后能用上的知识寥寥无几。以军训为例，中国 儿童接受的都是最简单的站军姿、队形之类的训练， 整个军训的时间也不长。而日本儿童的军训方式却不一样，不光没有家长的全程陪同，而且在军训内容上也和部队正规军训一样。比如日本儿童模拟战争时人员受伤的抢救场面，两个儿童全身军装用担架抬着伤员，一个女孩子模仿医务人员进行抢救治疗，而且是在雪天进行。
可以看出日本儿童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更注重实用性，并非像中国一样注重形式。他们在校期间每 一项活动及课程的设置都有明确的目的，都能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更早对于相关能力的培养与投入也使得日本人在步入社会后更加适应。

㈨ 日本哪所大学院有中日文化比较这一专业

早稻田大学来是亚洲最为国际化的大自学之一，拥有日本最先进的图书馆，留学生数也位居日本大学第一（2008年），学校推行广博教育，宽进严出，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传
早稻田大学
统强势科目为政治经济学等文科科学，毕业生在企业中的满意度常年雄居日本第一。中，美，韩，马等多国国家元首先后到访并发表演讲。1998年和2008年十年间，中国国家主席在日本大学发表仅有的两次演讲，都选择了早稻田

㈩ 中日文化差异

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差异非常大，他们的文化主要是自行形成的。

从形式上倒是有类似的，但是在内核上，非常的不同。这就谈到道德规范的问题了。
中国有一句：文以载道，这个是中国文化的内核。从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看，中日两国的道德规范有着巨大差异。

1.中国文化对”忠“，别说这个是中国人传过去的，“忠”是一种可完全自发的价值观，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也能自发形成这种价值观。中国的忠，忠于的对象是唯一的最高君主，而日本的忠，则是忠于直接的领主，这和中国不同，倒接近欧洲。

2.对“勇”的看法，在中国，“勇”几乎不算是一种美德，在日本却成为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出于武士社会的影响，日本人对“儒”是反感的，在中国的儒却成为正义的标准了。

3.对“家”的看法，日本人的血统观是淡薄的，更重视“家名”。他们的姓可以很随便的变换，只为提高自己的“家格”，如果他们的祖上不是那么高贵，日本人的倾向是认一个高贵的祖宗，而不是提高祖宗。他们认为继承者的关键不是因为继承者的血统，而是因为继承者的能力---因此养子继承非常的流行。他们的“家”更多是靠技艺维持。

4.日本人的佛教，很少是遵守戒律的。念着佛，喝酒吃肉，娶妻生子，无所不为。本愿寺的住持，就娶了大名的女儿，日本人不以为怪。

既然有道德规范的巨大差别，日本文化反映的内核，就和中国有巨大的不同了。如果只看形式，则我们现在的文化，也同样在用汉字，也同样有着古装戏，但现在的文化内容和过去已经有巨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