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抗日故事

1. 闻一多的爱国事迹

爱国无罪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犹如晴空霹雳。五月四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强烈的反差撞击了青年人的心灵，顿然迸发起他们的爱国激情，这种爱国激情在青年闻一多身上也有反映。

一九一七年，胶州湾收复，青岛德国守军被缴械，其中部分军官关押在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清华园正西一带。这情景使闻一多所在的清华学校学生们兴奋异常，有人甚至产生了参战报国的念头。据吴泽霖回忆：他们曾秘密地参加了译员招考，其中第一批刘沛漳、张邦永两人顺利出国，第二批吴泽霖、钱宗堡、方来、葛鼎祥四人也抵达威海卫候船赴欧，而闻一多则是第三批译员的组织者。

但是，事情这时泄露了，管理学生的斋务处开除刘沛漳、张邦永学籍的同时，还要给吴泽霖等以记大过。按理说，同属筹划者的闻一多要想避免处分，唯有闭口不语。可是，他非旦没有沉默，反而理直气壮地为吴泽霖等辩护道：“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他们一起去斋务处抗争，并威胁说要向清华董事会申诉，经过努力，终于争取到从轻发落。

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的这些思想活动，虽然属于个体行为，但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却不乏典型性。换句话说，人们正是因为企图通过参战来改变国家虚弱地位的幻想过于浓厚，方对巴黎和会产生了过高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这种期望值过高，所以当它崩溃时而导致的社会震荡才尤为强烈。

2. 闻一多先生的故事

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
于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情急之下，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去设摊。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可是不摆摊，一家人怎么生活？最后，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
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来。两年多，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闻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再苦也得刻呀！”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3. 闻一多的主要事迹

1、闻一多酷爱读书

闻一多酷爱读书，并且读起来就会“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娶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找不到。

大家只有分头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而当时的闻一多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入迷，竟然忘记了举行婚礼的事。

2、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

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

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3、怒写“七子之歌”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4、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

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就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

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就是店老板还就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就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

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就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有人说：“国家就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就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

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就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5、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

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4. 闻一多的故事

闻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师北
2005-7-26

有人把闻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赠给有关部门。中新社消息说，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消息称这是一封抗战「家书」。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

5. 闻一多的两个详细故事

1、妙解“2+5=10000”

有一次，闻一多给学生上课，他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对此感到非常不解，一时议论纷纷，但闻一多却不顾学生的反应，执意让学生们回答。于是，学生们只好答道：“等于7！”

“没错，”闻一多说，“在数学领域里，2+5=7是毫无疑问的。但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很有可能的。”看到学生们满脸的疑惑，闻一多又说，“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请大家看一幅画。”

说完，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让学生们欣赏。这幅画很简单，画面上只是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的后面，又画了五匹马，错落有致，大小不一。这五匹马后面便是许多影影绰绰的小黑点。

闻先生指着这幅画说：“从整个画面的形象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到前后只有七匹马。但是，凡是看到这幅画的人，都会感觉这就是万马奔腾的景象，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学生们听了，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闻先生是在用这个简单的算式，来形象地说明文学作品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2、“脚皮”事件

闻一多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那时每天记录完毕以后，回到宿营地，稻草铺在地上，闻一多老叫马学良同他一起整理文献，整理完才睡觉。闻一多总是支着一只脚，挑脚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来的脚皮，用一个小袋子装进去。马学良很不解。

后来，马学良才知道闻一多这些脚皮的用处：等到它们集到满满一袋的时候，就将他们寄给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为的是让孩子们记住闻先生所受的苦。这苦既是国难当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所受的非人的煎熬，也是一个真正学者所必须具备的优良素质。

(5)闻一多的抗日故事扩展阅读：

闻一多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是清华新剧社、美术社的发起者，曾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及《清华学报》编辑。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

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美术，同时继续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新诗创作和文学研究。其间，他写下了著名的《七子之歌》等多篇爱国思乡之作。

192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红烛》，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生活的追求。1928年出版代表作《死水》。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他怒斥国民党反动统治，号召人民起来战斗。会后遭特务的暗杀，英勇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6. 有关闻一多的故事

1、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

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就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

可就是店老板还就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就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

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

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就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就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

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就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

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就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2、失望之余，潜心象牙塔

国土一再被践踏，自己的人民一再遭杀戮，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待不住了。他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25年，他提前结束了本该五年的留学生涯，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

然而，“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相继发生，无情地破坏了闻一多救国救民的愿景，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信念支柱倾折了。失望之余，他撂下了写诗的笔。

搁置起那些热血的文字，寄身于象牙塔，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甚至希望这古书中有济世救国的良方。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当时的青岛就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城市，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

当时的政府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给校方指责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找校长评理，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

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学校乌烟瘴气，闻一多遭受了不少攻击与，被迫辞职。

在青岛大学受到的伤害和刺激，一时难以抹平。闻一多再次回到了清华园，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小楼庭院，妻儿围绕。可就是安逸的生活并没有使闻一多忘记对中国时局的关注。

3、怒写“七子之歌”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4、最后一次的讲演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

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就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

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就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就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特务多人狙击身亡。

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闻一多这个激情的诗人，这个热血的战士，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5、回国任教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从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

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

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7. 关于闻一多先生的革命事迹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8. 闻一多历史背景故事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亦多，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后改名闻多、闻一多。浠水县巴河闻家铺人。著名诗人、学者。

1909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小，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担任《清华月刊》、《清华月报》的编辑工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1922年赴美，先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丹佛阿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学画，同时致力于诗歌的研究和创作，写了不少爱国思乡的作品。1925年回国，任职、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1926年任《晨报》副刊《诗镌》编辑。

1927年应邓演达之邀回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同年秋到上海办新月书店，并任《新月》编辑。次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应聘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爱国抗日运动。

抗战开始，清华和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民盟中央执委、《民主周刊》社社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他更加积极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他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同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将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1946年7月15日，昆明各界为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先生举行追悼大会。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会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早年参加新月社，主张新诗格律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新诗，后主要从事《楚辞》、《诗经》、《周易》等学术研究，成为著名学者。其主要著作有诗集《红烛》、《死水》，学术著作有《楚辞校补》、《怎样读〈九歌〉》、《乐府诗 》等。

他的诗歌感情激烈，形式精美。内容上抒写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朱自清称他“诗歌爱国主义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艺术上追求“三美”，开创了新格律诗派。

后期杂文创作，充满了战斗精神，是他为民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闻一多一生，历经诗人、学者、斗士三个阶段，最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诗篇。

1930年8月闻一多应杨振声校长之聘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陈梦家随来作他的助教。闻一多以自己的诚恳与影响，广聘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先后有游国恩、方令孺、丁山、姜忠奎、张煦、沈从文等， 担任各门功课主讲，可谓名家云集，阵容强大，在当时国内文坛颇有影响。

闻一多最初赁屋于大学路，在学校的斜对面。因楼下一层光线很暗，旋即搬到了汇泉，离海水浴场不远的一栋小房，出门即是沙滩。他到学校，必经梁实秋家门，时常两人同行，鱼山路、大学路都是起伏的山路，二人扶手杖而行。

青岛有日本人开的“吴服店”，经营日式“和服”，闻一多以其宽袍大袖有中国古风，便买了一套来穿。

在汇泉住了不到一年，他把妻、子送回湖北老家，自己孤处海隅。海风呼啸，有些凄凉，于是搬到了学校东北方的第八校舍，是孤零零的一座二层小楼（今“一多楼”），面对着一座坟山。楼上有一套房， 内外两间由他住，楼下，起初住着黄际遇，以后由游国恩住。

(8)闻一多的抗日故事扩展阅读：

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闻一多

9. 关于闻一多的事例或故事。

闻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师北
2005-7-26

有人把闻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赠给有关部门。中新社消息说，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消息称这是一封抗战「家书」。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

10. 有关闻一多的小故事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上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