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200字故事

A. 我是当代闻一多200字小作文

闻一多先生是我国伟大的诗人，民主战士。我通过对闻一多先生的了解，我知道他是一个勇敢，有远大目标又有实干精神的人。
通过阅读《闻一多先生的说与做》这篇文章使我明白了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说”和“做”迥乎不同的方面，我从中获益匪浅。
闻一多先生在学习方面是“做了再说”，在工作方面是“做了也不应定说”。我很佩服闻一多先生的实干精神。
我的座右铭则是“说了，就一定做”因为，做人要讲信用，要敢说敢当，敢做敢言。例如：我要在一个晚上完成一篇作文，我就会说到做到，绝不会拖拉；我答应了妈妈，要帮她做家务，我也决不失信。所以我们要学习闻一多先生的实干精神，说到做到。
我也很佩服闻一多先生的勇敢和为国牺牲的精神。
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
像闻一多先生那样，他就勇敢，大无畏的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版类说：你们站出来！站出来！他说了。说的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
在当今社会上，也有很多勇敢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就是那些拆弹专家；就是那些冲在第一线的警察……
他们都是勇敢的，他们为了我们祖国的繁荣安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祖国，为祖国出一份力。
不久，我便把闻一多先生说的“说了，就一定做”当成我的座右铭，毕竟我们都是寻求快乐，扑捉美丽的阳光的青少年。我们应该遵守诺言。闻一多先生，你的话早已被我铭记，那是一生的启发。

B. 闻一多的小故事

上世纪抄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袭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
于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情急之下，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去设摊。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可是不摆摊，一家人怎么生活？最后，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
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来。两年多，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闻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再苦也得刻呀！”

C. 闻一多先生片段描写200字

专研淡泊名利 耐得住寂寞 不畏世俗 学术能力强，探真，求实，追求真善美 明辨是非回，不见异思迁。对于错误的政答治观点能够用于指出。会反思，能够很好的接受他人的批评。对于不好的事物会给予改正，而不是谩骂。淡薄名利，不刻意追求钱财。不屈服，不放弃。尊敬学长，爱护同学，学好知识，考虑他人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帮助他人帮助他人完全理解透知识！爱国、负责、有屈辱感。 对待自己的国家要有爱，有敢于和恶势力斗争的精神，不会被恐惧压倒。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专门学科，连吹带唱，具有十二分的信念。”

D. 邓稼先 闻一多 贝多芬 福楼拜 的100-200字的小故事

邓稼先的资料：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闻一多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

于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情急之下，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去设摊。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可是不摆摊，一家人怎么生活？最后，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

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来。两年多，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闻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再苦也得刻呀！”

贝多芬的故事

父亲把这个孩子带到一个又一个老师那里，让他学习不同的乐器和作曲者艺术。这些老师中没有一个可以成为好的，知道他落到宫庭琴师和波恩剧院的经理尼费（Neefe)的手里。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音乐教师，友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对于贝多芬来说实在是一个幸运。因为虽然波恩城里有最好学校，连善良的老巴赫都会高兴地送他的许多孩子们去学习的那种地方，但使贝多芬的父亲从来也不认为值得送贝多芬去那里学习哪怕是两三个月，在他眼里读书远不如学音乐那样能挣的钱。

年轻的贝多芬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上课是愉快的。尼费先生对他很慈爱，不仅较音乐，而且教他世界上许多别的事情。为了付他的的学费，当尼费先生很忙或离开市镇的时候，贝多芬就代替老师作风琴师。于是当他刚满十四岁时，他就被任命为剧场助理宫庭风琴师和古钢琴曲师。

莫泊桑初学写作时，曾拜福楼拜为师，经常把自己的习作送给他，请求指教。一次，福楼拜对莫泊桑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气。在你带给我的东西里面表明有某些聪明。但是，青年人，你永远不要忘记，照布封的说法，才气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你努力干吧。

后来，福楼拜又这样教导自己的学生：

“当你走过一个坐在自己店门前的杂货商面前，走过一个吸着烟斗的守门人面前，走过一个马车站面前时，请你给我描绘一下这个杂货商和这个守门人，他们的姿态，他们整个的身体外貌，要用画家那样的手腕传达出他们全部的精神本质，使我不至于把他们同任何别的杂货商人、任何别的守门人混同起来。还请你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有一匹马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是不一样的。”

（二）福楼拜教莫泊桑锻炼观察力

莫泊桑刚露头角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福楼拜，给他讲了几个故事。福楼拜听后，不主张他写这些故事，而希望他作这样的锻炼：骑马出去跑一圈，一两个钟头之后回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记下来。莫泊桑按照这个办法锻炼自己的观察力有一年之久，终于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点心》。

E. 有关闻一多的小故事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上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F. 闻一多的故事 200字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别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G. 闻一多简介200字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新月派代表诗人。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H. 闻一多先生的故事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I. 闻一多先生的故事200字以内

每个人都很爱国，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着，可是能有多少人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为了爱国，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究竟有多少。 闻一多先生作为学者的方面是与众不同的。别人是说了再做，他是做了再说。别人说了不一定做，他是做了不一定说。他一生创作了三样文学上的奇葩《唐诗杂论》、《楚辞校补》以及《古典新意》。 他在民主运动中，是另一方面的人。与学者方面是截然不同的。是说到也会做到。他说到了，但是他用他的生命作为代价。在演讲大会上大骂特务，说为什么不敢明着打，而在暗地里。问他们李先生到底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要杀死他。既然他犯错了，为什么不明着打，是因为他们自己感到恐惧，从而制造恐惧......演讲3小时后就被暗杀了。特务们为什么要杀死他。是因为他们害怕闻一多先生。 由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告诉我们，有再大的成绩不要骄傲。为了爱国要向闻一多先生一样，不惧恐怖势力，让人们站起来，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读《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感想。

J. 有关闻一多的故事

1、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

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就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

可就是店老板还就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就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

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

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就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就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

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就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

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就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2、失望之余，潜心象牙塔

国土一再被践踏，自己的人民一再遭杀戮，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待不住了。他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25年，他提前结束了本该五年的留学生涯，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

然而，“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相继发生，无情地破坏了闻一多救国救民的愿景，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信念支柱倾折了。失望之余，他撂下了写诗的笔。

搁置起那些热血的文字，寄身于象牙塔，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甚至希望这古书中有济世救国的良方。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当时的青岛就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城市，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

当时的政府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给校方指责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找校长评理，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

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学校乌烟瘴气，闻一多遭受了不少攻击与，被迫辞职。

在青岛大学受到的伤害和刺激，一时难以抹平。闻一多再次回到了清华园，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小楼庭院，妻儿围绕。可就是安逸的生活并没有使闻一多忘记对中国时局的关注。

3、怒写“七子之歌”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4、最后一次的讲演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

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就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

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就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就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特务多人狙击身亡。

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闻一多这个激情的诗人，这个热血的战士，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5、回国任教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从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

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

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