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的抗日故事

1. 聞一多的愛國事跡

愛國無罪

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入國內，猶如晴空霹靂。五月四日，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了。強烈的反差撞擊了青年人的心靈，頓然迸發起他們的愛國激情，這種愛國激情在青年聞一多身上也有反映。

一九一七年，膠州灣收復，青島德國守軍被繳械，其中部分軍官關押在後來成為燕京大學的清華園正西一帶。這情景使聞一多所在的清華學校學生們興奮異常，有人甚至產生了參戰報國的念頭。據吳澤霖回憶：他們曾秘密地參加了譯員招考，其中第一批劉沛漳、張邦永兩人順利出國，第二批吳澤霖、錢宗堡、方來、葛鼎祥四人也抵達威海衛候船赴歐，而聞一多則是第三批譯員的組織者。

但是，事情這時泄露了，管理學生的齋務處開除劉沛漳、張邦永學籍的同時，還要給吳澤霖等以記大過。按理說，同屬籌劃者的聞一多要想避免處分，唯有閉口不語。可是，他非旦沒有沉默，反而理直氣壯地為吳澤霖等辯護道：「愛國無罪!」，「愛國的權利，不容剝奪!」。他們一起去齋務處抗爭，並威脅說要向清華董事會申訴，經過努力，終於爭取到從輕發落。

聞一多在五四運動前的這些思想活動，雖然屬於個體行為，但在當時的青年人中卻不乏典型性。換句話說，人們正是因為企圖通過參戰來改變國家虛弱地位的幻想過於濃厚，方對巴黎和會產生了過高的期望;也正是因為這種期望值過高，所以當它崩潰時而導致的社會震盪才尤為強烈。

2. 聞一多先生的故事

年秋，聞一多受聘於國立青島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當時的青島是一個殖民統治影響相當嚴重的海濱名城，日本人在此氣焰囂張，為非作歹。曾有青島大學學生在海灘上無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體鱗傷，日本浪人反把學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諂笑，一面打電話指責校方放縱學生。聞一多聞而大怒，一面大聲疾呼：「中國！中國！你難道亡國了嗎？」一面找校長評理。在聞一多和學生們的強烈抗議下，警方不得不釋放學生。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和山東地方勢力的爭權奪利斗爭延伸到青島大學內部，派系紛爭，風潮迭起，聞一多受到不少攻擊與誹謗，被迫辭職。

世紀40年代，在昆明聯大當教授的聞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養家，妻子多病，家裡孩子多，生活難以維持。他曾到中學兼課掙錢以補貼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學校以「向學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開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
於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現了聞一多治印的「潤例」。不過靠熟人弄來的小生意幾乎掙不到錢。情急之下，聞一多備了一張桌子，打算去設攤。
聞一多的印攤只擺了一天，就被人勸了回來。可是不擺攤，一家人怎麼生活？最後，校長梅貽琦聯絡朱自清、沈從文等11名教授，聯名在報紙上為聞一多刊登刻印廣告，讓他在家裡「設點」代人刻印。
廣告定了「金石潤例」之條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邊款每分字作一字計，過大過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愛好，加之又是大學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來。兩年多，聞一多在印譜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聞一多手指頭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聞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個手工業勞動者。再苦也得刻呀！」
聞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聞家驊，字友三，生於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摯友，新月派代表詩人和學者。

3. 聞一多的主要事跡

1、聞一多酷愛讀書

聞一多酷愛讀書，並且讀起來就會「成癮」，一看就「醉」。就在他結婚的那天，洞房裡張燈結綵，熱鬧非凡。大清早親朋好友都來登門賀喜，直到迎娶的花轎快到家時，人們還找不到。

大家只有分頭東尋西找，結果在書房裡找到了他，而當時的聞一多仍穿著舊袍，手裡捧著一本書正看得入迷，竟然忘記了舉行婚禮的事。

2、最後一次演講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會上，聞一多毫無畏懼，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講》，痛斥國民黨特務。

並握拳宣誓說：「我們有這個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勝利的，真理是永遠存在的」，「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精神，我們隨時准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

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記者招待會，進一步揭露暗殺事件的真相。散會後，聞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國民黨特務伏擊，身中十餘彈，不幸遇難。

3、怒寫「七子之歌」

1925年夏，聞一多從美國留學歸國。走下海輪，詩人難以抑制心頭的興奮，把西服和領帶扔進江中，急切地撲向祖國懷抱。 然而，等待他的，卻是無邊的黑暗和奇恥大辱。

放眼家國故園，山河破碎，風雨如磐，豺狼當道，列強橫行，祖國母親被瓜分割占，詩人悲憤地寫下了詩歌《發現》，並旋即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著名的愛國詩篇《七子之歌》。

4、身處異鄉卻心繫祖國

1922年，聞一多遠渡重洋留學美國，他的行囊里裝的還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詩集。美國的發達他看在眼裡，中國的貧窮和戰亂他刻在心裡。

在家書中，他說：「一個有思想的中國青年，留居美國的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在美國，有的中國同學去理發，卻因為就是有色人種，門都沒進去。

告到法院雖然勝訴，可就是店老闆還就是要求中國學生只能偷偷地來理發。畢業典禮上，慣例就是男女生成對上前接受畢業文憑。

但六個中國男生只能自己結成三對走向講台，因為沒有美國女生願意和他們站在一起。每每耳聞目睹這些事，聞一多都會痛苦地折斷手中的筆。

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讀的話語，都可以用來形容祖國的苦難，但他寫下的詩句卻就是「我要贊美我祖國的花，我要贊美我如花的祖國」。

有人說：「國家就是腐敗的，到處丑惡，不值得愛。」聞一多痛心地反駁道：「不對，只要就是你的祖國，再丑、再惡，也要愛他。」

他常把自己的詩寄給國內的朋友們，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誤會我想的就是狹義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

5、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聞一多隨校遷往昆明，任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後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面對嚴酷的現實，他毅然拋棄文化救亡的幻想。

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和爭民主、反獨裁的斗爭中。1943年，他開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黨和民主同盟的幫助，黨通過不同渠道，給他送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

他開始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發表後，他表示五四給他的印象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是無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後出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盟雲南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周刊》社社長，成為積極的民主鬥士。

4. 聞一多的故事

聞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師北
2005-7-26

有人把聞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贈給有關部門。中新社消息說，這枚玉石印章的邊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個字：「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餘年，抗戰以還，居恆相約：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臨也。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游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後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倉坡寓廬。」消息稱這是一封抗戰「家書」。

這是聞一多為孫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孫是歷史學家，清華大學畢業後赴日留學。抗戰爆發後，兩人同在西南聯大執教，是亦師亦友的「忘年交」。抗戰勝利後，聞推薦他到牛津大學做客座教授。這段邊款文字，其實就是一段臨別贈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書」，固然未嘗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邊款記錄時事友情抒發胸中感慨，則是篆刻藝術的主要特徵之一，現在青年人對此大多不甚了了。聞先生治印邊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給華羅庚一方圖章，邊款寫著：「甲申歲晏，為羅庚兄治印兼為之銘曰：頑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也是夾敘夾議，感慨良多。華羅庚後來在《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中說：「在幾十年遷徙輾轉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當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難之交的革命情誼成為鞭策自己不斷進步的動力。」

聞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聯大時期。當是時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中國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災難之中。聞一多雖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卻無法養活家人，不得不掛牌治印補貼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說：「弟之經濟狀況，更不堪問。兩年前，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猶復不敷。經友人慫

5. 聞一多的兩個詳細故事

1、妙解「2+5=10000」

有一次，聞一多給學生上課，他走上講台，先在黑板上寫了一道算術題：2+5=？學生們對此感到非常不解，一時議論紛紛，但聞一多卻不顧學生的反應，執意讓學生們回答。於是，學生們只好答道：「等於7！」

「沒錯，」聞一多說，「在數學領域里，2+5=7是毫無疑問的。但在藝術領域里，2+5=10000也是很有可能的。」看到學生們滿臉的疑惑，聞一多又說，「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我請大家看一幅畫。」

說完，他拿出一幅題為《萬里馳騁》的國畫讓學生們欣賞。這幅畫很簡單，畫面上只是突出地畫了兩匹奔馬。在這兩匹奔馬的後面，又畫了五匹馬，錯落有致，大小不一。這五匹馬後面便是許多影影綽綽的小黑點。

聞先生指著這幅畫說：「從整個畫面的形象來看，可以明顯地看到前後只有七匹馬。但是，凡是看到這幅畫的人，都會感覺這就是萬馬奔騰的景象，這難道不是2+5=10000嗎？」學生們聽了，這才恍然大悟。原來聞先生是在用這個簡單的算式，來形象地說明文學作品需要豐富的想像力。

2、「腳皮」事件

聞一多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采風，那時每天記錄完畢以後，回到宿營地，稻草鋪在地上，聞一多老叫馬學良同他一起整理文獻，整理完才睡覺。聞一多總是支著一隻腳，挑腳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來的腳皮，用一個小袋子裝進去。馬學良很不解。

後來，馬學良才知道聞一多這些腳皮的用處：等到它們集到滿滿一袋的時候，就將他們寄給自己的夫人和孩子。為的是讓孩子們記住聞先生所受的苦。這苦既是國難當頭的顛沛流離的生活中所受的非人的煎熬，也是一個真正學者所必須具備的優良素質。

(5)聞一多的抗日故事擴展閱讀：

聞一多1912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是清華新劇社、美術社的發起者，曾擔任《清華周刊》總編輯及《清華學報》編輯。1919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

1922年赴美留學，先後在芝加哥美術學院、科羅拉多大學學習美術，同時繼續投入大量精力從事新詩創作和文學研究。其間，他寫下了著名的《七子之歌》等多篇愛國思鄉之作。

1923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紅燭》，表現了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對光明生活的追求。1928年出版代表作《死水》。1944年，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後出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盟雲南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周刊》社社長，成為積極的民主鬥士。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大會上，他怒斥國民黨反動統治，號召人民起來戰斗。會後遭特務的暗殺，英勇地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6. 有關聞一多的故事

1、身處異鄉卻心繫祖國

1922年，聞一多遠渡重洋留學美國，他的行囊里裝的還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詩集。美國的發達他看在眼裡，中國的貧窮和戰亂他刻在心裡。

在家書中，他說：「一個有思想的中國青年，留居美國的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在美國，有的中國同學去理發，卻因為就是有色人種，門都沒進去，告到法院雖然勝訴。

可就是店老闆還就是要求中國學生只能偷偷地來理發。畢業典禮上，慣例就是男女生成對上前接受畢業文憑，但六個中國男生只能自己結成三對走向講台。

因為沒有美國女生願意和他們站在一起。每每耳聞目睹這些事，聞一多都會痛苦地折斷手中的筆。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讀的話語。

都可以用來形容祖國的苦難，但他寫下的詩句卻就是「我要贊美我祖國的花，我要贊美我如花的祖國」。有人說：「國家就是腐敗的，到處丑惡，不值得愛。」

聞一多痛心地反駁道：「不對，只要就是你的祖國，再丑、再惡，也要愛他。」他常把自己的詩寄給國內的朋友們。

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誤會我想的就是狹義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

2、失望之餘，潛心象牙塔

國土一再被踐踏，自己的人民一再遭殺戮，遠在美國的聞一多待不住了。他要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1925年，他提前結束了本該五年的留學生涯，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

然而，「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等相繼發生，無情地破壞了聞一多救國救民的願景，他賴以支持自己的信念支柱傾折了。失望之餘，他撂下了寫詩的筆。

擱置起那些熱血的文字，寄身於象牙塔，潛心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他甚至希望這古書中有濟世救國的良方。1930年秋，聞一多受聘於國立青島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

當時的青島就是一個殖民統治影響相當嚴重的城市，日本人在此氣焰囂張，為非作歹。曾有青島大學學生在海灘上無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體鱗傷，日本浪人反把學生送到警察局。

當時的政府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諂笑，一面打電話給校方指責放縱學生。聞一多聞而大怒，一面找校長評理，一面大聲疾呼：「中國！中國！你難道亡國了嗎？」

在聞一多和學生們的強烈抗議下，警方不得不釋放學生。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和山東地方勢力的爭權奪利斗爭延伸到青島大學內部，學校烏煙瘴氣，聞一多遭受了不少攻擊與，被迫辭職。

在青島大學受到的傷害和刺激，一時難以抹平。聞一多再次回到了清華園，一方書桌，三尺講台，小樓庭院，妻兒圍繞。可就是安逸的生活並沒有使聞一多忘記對中國時局的關注。

3、怒寫「七子之歌」

1925年夏，聞一多從美國留學歸國。走下海輪，詩人難以抑制心頭的興奮，把西服和領帶扔進江中，急切地撲向祖國懷抱。 然而，等待他的，卻是無邊的黑暗和奇恥大辱。

放眼家國故園，山河破碎，風雨如磐，豺狼當道，列強橫行，祖國母親被瓜分割占，詩人悲憤地寫下了詩歌《發現》，並旋即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著名的愛國詩篇《七子之歌》。

4、最後一次的講演

1946年7月15日上午，雲南大學至公堂召開李公朴先生遇難經過報告會。聞一多毅然前往參加。出於安全考慮，報告會沒有安排他發言。

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聲地報告先生被害經過時。混入會場的特務乘機搗亂。聞一多見狀拍案而起，發表了氣壯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後一次的講演》。

聞一多在講演中強烈譴責特務殺害李公朴的罪惡行徑就是「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他說：「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

他只不過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說話，而他所寫的，所說的，都無非就是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他誓言：「你們殺死了一個李公朴，會有千百萬個李公朴站起來！

你們將失去千百萬的人民！」他向在場的人強調：「現在正就是黎明之前那個最黑暗的時候，我們有力量打破這個黑暗，爭到光明！我們的光明，就就是反動派的末日！」

當天下午，聞一多又趕赴《民主周刊》社，參加民盟為李公朴暗殺事件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那天下午五時許，在返回西倉坡宿舍途中，聞一多遭特務多人狙擊身亡。

同行的長子聞立鶴為保護父親也身負重傷。聞一多這個激情的詩人，這個熱血的戰士，就這樣昂首挺胸凜然不屈地迎著「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給我們留下了他最完美最偉大的詩篇。

他的熱血與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的鮮血一起匯入了中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紅了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他用自己的生命譜寫了一曲響徹雲霄的民族正氣之歌！

5、回國任教

1925年5月回國後，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並從事《晨報》副刊《詩鐫》的編輯工作。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

標志著他在新詩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從武漢大學開始，聞一多開始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他從唐詩開始，繼而上溯。

由漢魏六朝詩到《楚辭》、《詩經》，由《莊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話而史前文學，同時對古文字學、音韻學、民俗學也下了驚人的功夫，涉獵之廣，研究之深。

成果之豐，郭沫若嘆為不僅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後無來者。1930年秋，聞一多受聘於國立青島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

1932年，南京國民黨政府和山東地方勢力的爭權奪利斗爭延伸到青島大學內部，派系紛爭，風潮迭起，聞一多受到不少攻擊與誹謗，被迫辭職。

1932年，聞一多離開青島，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文系教授。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

7. 關於聞一多先生的革命事跡

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聞一多隨校遷往昆明，任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後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面對嚴酷的現實，他毅然拋棄文化救亡的幻想，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和爭民主、反獨裁的斗爭中。
1943年，他開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黨和民主同盟的幫助，黨通過不同渠道，給他送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他開始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發表後，他表示五四給他的印象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是無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後出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盟雲南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周刊》社社長，成為積極的民主鬥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親自為死難烈士書寫輓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出殯時，他拄著手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並撰寫了《一二一運動始末記》，揭露慘案真相，號召「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繼續戰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雲南支部舉行社會各界招待會，他在會上宣布民盟決心響應中共的號召，堅持「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的立場，號召「各界朋友們親密地攜起手來，共同為反內戰、爭民主，堅持到底！」

8. 聞一多歷史背景故事

聞一多（1899—1946）原名聞家驊，又名亦多，字益善，號友山，亦號友三，後改名聞多、聞一多。浠水縣巴河聞家鋪人。著名詩人、學者。

1909年入武昌兩湖師范附小，1913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在校期間，擔任《清華月刊》、《清華月報》的編輯工作，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和文學創作活動。

1922年赴美，先後入芝加哥美術學院、丹佛阿羅拉多大學、紐約藝術學院學畫，同時致力於詩歌的研究和創作，寫了不少愛國思鄉的作品。1925年回國，任職、任教於北京藝術專科學校和北京大學。1926年任《晨報》副刊《詩鐫》編輯。

1927年應鄧演達之邀回漢，在北伐軍總政治部負責宣傳工作。同年秋到上海辦新月書店，並任《新月》編輯。次年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1930年轉任青島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1932年應聘清華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他積極參加，發表演說，支持學生愛國抗日運動。

抗戰開始，清華和北大、南開等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他隨校遷往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期間，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為民盟中央執委、《民主周刊》社社長等職務。抗戰勝利後，他更加積極參加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一二·一」慘案，他親自為死難烈士書寫輓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出殯時，他拄著手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同時撰寫了《「一二·一」運動始末記》，將慘案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1946年7月15日，昆明各界為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愛國進步人士李公朴先生舉行追悼大會。在會上，他慷慨激昂地痛斥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內戰；會後遭國民黨特務殺害。

聞一多早年參加新月社，主張新詩格律化，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新詩，後主要從事《楚辭》、《詩經》、《周易》等學術研究，成為著名學者。其主要著作有詩集《紅燭》、《死水》，學術著作有《楚辭校補》、《怎樣讀〈九歌〉》、《樂府詩 》等。

他的詩歌感情激烈，形式精美。內容上抒寫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朱自清稱他「詩歌愛國主義詩人，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愛國詩人。」（《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藝術上追求「三美」，開創了新格律詩派。

後期雜文創作，充滿了戰斗精神，是他為民主而斗爭的有力武器。聞一多一生，歷經詩人、學者、鬥士三個階段，最後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最壯麗的詩篇。

1930年8月聞一多應楊振聲校長之聘出任國立青島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陳夢家隨來作他的助教。聞一多以自己的誠懇與影響，廣聘知名學者來校任教，先後有游國恩、方令孺、丁山、姜忠奎、張煦、沈從文等， 擔任各門功課主講，可謂名家雲集，陣容強大，在當時國內文壇頗有影響。

聞一多最初賃屋於大學路，在學校的斜對面。因樓下一層光線很暗，旋即搬到了匯泉，離海水浴場不遠的一棟小房，出門即是沙灘。他到學校，必經梁實秋家門，時常兩人同行，魚山路、大學路都是起伏的山路，二人扶手杖而行。

青島有日本人開的「吳服店」，經營日式「和服」，聞一多以其寬袍大袖有中國古風，便買了一套來穿。

在匯泉住了不到一年，他把妻、子送回湖北老家，自己孤處海隅。海風呼嘯，有些凄涼，於是搬到了學校東北方的第八校舍，是孤零零的一座二層小樓（今「一多樓」），面對著一座墳山。樓上有一套房， 內外兩間由他住，樓下，起初住著黃際遇，以後由游國恩住。

(8)聞一多的抗日故事擴展閱讀：

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聞一多隨校遷往昆明，任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並後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面對嚴酷的現實，他毅然拋棄文化救亡的幻想，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和爭民主、反獨裁的斗爭中。

1943年，他開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黨和民主同盟的幫助，黨通過不同渠道，給他送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他開始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發表後，他表示五四給他的印象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是無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後出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盟雲南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周刊》社社長，成為積極的民主鬥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親自為死難烈士書寫輓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出殯時，他拄著手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並撰寫了《一二一運動始末記》，揭露慘案真相，號召「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繼續戰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雲南支部舉行社會各界招待會，他在會上宣布民盟決心響應中共的號召，堅持「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的立場，號召「各界朋友們親密地攜起手來，共同為反內戰、爭民主，堅持到底！」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聞一多

9. 關於聞一多的事例或故事。

聞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師北
2005-7-26

有人把聞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贈給有關部門。中新社消息說，這枚玉石印章的邊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個字：「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餘年，抗戰以還，居恆相約：非抗戰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臨也。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游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後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倉坡寓廬。」消息稱這是一封抗戰「家書」。

這是聞一多為孫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孫是歷史學家，清華大學畢業後赴日留學。抗戰爆發後，兩人同在西南聯大執教，是亦師亦友的「忘年交」。抗戰勝利後，聞推薦他到牛津大學做客座教授。這段邊款文字，其實就是一段臨別贈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書」，固然未嘗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邊款記錄時事友情抒發胸中感慨，則是篆刻藝術的主要特徵之一，現在青年人對此大多不甚了了。聞先生治印邊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給華羅庚一方圖章，邊款寫著：「甲申歲晏，為羅庚兄治印兼為之銘曰：頑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也是夾敘夾議，感慨良多。華羅庚後來在《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中說：「在幾十年遷徙輾轉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當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難之交的革命情誼成為鞭策自己不斷進步的動力。」

聞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聯大時期。當是時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中國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災難之中。聞一多雖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卻無法養活家人，不得不掛牌治印補貼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說：「弟之經濟狀況，更不堪問。兩年前，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猶復不敷。經友人慫

10. 有關聞一多的小故事

1925年5月，聞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國」對黃種人的歧視，提前一年結束「流囚 」生活，先後在北京、南京、武漢、青島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的國立臨時大學從長沙遷往昆明，改為西南聯合大學。聞一多一面教書，一面關注時局的發展。1944年初夏 ，向共產黨人周新民表達了自己的願望。周新民請求黨組織後告訴聞一多，認為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更有利於在民主運動中發揮作用。
1930年秋，聞一多受聘於國立青島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當時的青島是一個殖民統治影響相當嚴重的海濱名城，日本人在此氣焰囂張，為非作歹。曾有青島大學學生在海灘上無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體鱗傷，日本浪人反把學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諂笑，一面打電話指責校方放縱學生。聞一多聞而大怒，一面大聲疾呼：「中國！中國！你難道亡國了嗎？」一面找校長評理。在聞一多和學生們的強烈抗議下，警方不得不釋放學生。
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和山東地方勢力的爭權奪利斗爭延伸到青島大學內部，派系紛爭，風潮迭起，聞一多受到不少攻擊與誹謗，被迫辭職。 1932年聞一多離開青島，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文系教授。當時的中文系主任為朱自清，聞、朱兩位詩人兼學者，開始論學共事，並且成為摯友。除任清華教授外，聞一多還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藝專等校兼課，學術上也從唐詩的研究上溯到先秦兩漢詩歌的研究，重點開拓了《詩經》與《楚辭》的研究領域。抗日戰爭爆發後赴西南聯大任教授，積極參加愛國民主斗爭。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鬍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