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安石的故事
❶ 王安石的歷史故事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
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餚都沒准備。蕭公子心裡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後,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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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成就
王安石的論說文,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結構謹嚴,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為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陳己見,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獨特風貌,如史論《讀孟嘗君傳》,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層次分明,議論周密,詞氣凌厲而貫注,勢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辯的邏輯力量。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簡潔明快而省力,亦記游,亦說理。
後世紀念
鄞州王安石紀念館,位於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忠應廟內,以照片、繪畫、實物等展品生動形象地介紹了王安石的生平和治鄞政績,以紀念他在鄞縣時的每項改革。館內陳列有「王安石在鄞史跡」,分「荊公年譜」「治鄞方略」「重修東湖」「興學教化」「詠鄞風采」「豐碑永存」「湖區新貌」等7個部分。
❷ 求王安石遍訪的故事
王安石變法
北宋王安石於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於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
變法中,王安石建立了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後,由司農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呂惠卿、曾布等人參與草擬新法。新法內容如下:
★限制商人
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後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備用,藉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稍稍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後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免行法
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定,各行商鋪依據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
★發展農業生產
調整封建國家、地主和農民關系的政策以及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
❸ 王安石的歷史故事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
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餚都沒准備。蕭公子心裡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後,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王安石小時候,住在臨川城內的鹽埠嶺,離他家不遠的街口有一家面館。王安石每天上學都要從這家面館門前經過,並經常在這里吃早點,久而久之,和面館的老闆伙計都相識了。
有一天,王安石又到這家面館吃面。進門後,揀了個座位坐下,老闆、伙計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給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見後進門的人都吃上了面,便問跑堂的伙計:「師傅,我的面做好了么?」伙計答道:「就來。」不大一會兒,只見跑堂的伙計手中拿著一雙筷子交給王安石道:「伢仔,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師傅說要自己去端。」王安石也不計效,徑直來到廚房,只見灶墩上放著一碗熱氣騰騰的肉絲面,滾燙的面湯快要溢流碗外,大師傅笑眯眯地對王安石說:「伢仔,這碗面是我特意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別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潑了一滴湯,算你白吃,不要錢。」王安石問:「此話當真?」大師傅說:「偌大的一個面館,還出不起一碗面么?」好一個王安石,主意還真不少,只見他用筷子輕輕地往碗里一伸,把面條挑了起來,碗內自然只剩一半碗湯了。就這樣,王安石左手端起湯碗,右手拿著筷子挑起面,順順當當地把一碗滿滿的熱面條端到店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面館里的人都翹起大拇指稱贊道:王安石真神童啊!
❹ 王安石的人生經歷與故事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世稱臨川先生。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 東鄉縣 上池裡陽村人),漢族。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長於說理與修辭,善用典,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亦有情韻深婉之作。著有《臨川集》。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鍾山,謚號「文」。其政治變法對宋初社會經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中國最偉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譜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歲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於臨江軍(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聖八年庚午(1030) 十歲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廣東韶關),王安石隨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歲
王益回臨川(今江西東鄉)母報喪,王安石隨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歲
王益服滿赴京,王安石隨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歲
四月,王益通判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王安石隨行。
寶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歲
二月,王益卒於江寧任上。
慶歷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歲
三月,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以秘書郎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
慶歷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歲
自臨川赴京,不求館職,改大理評事,知鄞縣。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歲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潛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歲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賢校理,辭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歲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歲
二月提點江東刑獄。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歲
為工部郎中、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歲
三月仁宗,英宗(趙曙)立。八月,母吳氏卒於京師,十月歸葬江寧。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歲
正月,英宗卒,神宗(趙頊)立。詔以故官知江寧府。九月,召為翰林學士。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歲
四月,自江寧入京。神宗詔越次入對。
熙寧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歲
二月,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
熙寧三年庚戌(1070) 五十歲
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與韓絳並相。立保甲法。
熙寧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歲
行市易法、保馬法。
熙寧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歲
提舉經義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帶賜之。
熙寧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歲
三月,行方田均稅法。四月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江寧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實法。
熙寧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歲
二月,復拜同平章事、昭章館大學士。六月,進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熙寧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歲
六月,子雱卒。十月,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元豐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歲
正月,進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
元豐三年庚申(1080) 六十歲
九月,加特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改封荊國公。
元豐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歲
乞以宅為寺,賜名「報寧」。
元豐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歲
三月,神宗卒,哲宗(趙煦)即位。新法先後廢罷。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歲
四月初六病逝,贈太傅。
政治家王安石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並,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准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並、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後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於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鄉的一些文人出於同鄉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所謂「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正是王安石的寫照。
王安石變法
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啟迪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得勝的舊黨一下子失去了攻訐的對手,一黨一派一條心的日子士大夫是過不下去的,於是內部又分裂為「洛黨」「蜀黨」和「朔黨」三黨,彼此之間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謾罵,勢同水火,比當初同新黨的斗爭還要激烈。
為了國家的富強,經濟的昌盛,中國古代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和有為的政治家,無不變法圖存,經歷著輝煌與失敗。這裡面,有悲劇的英雄,有名標青史的能臣和帝王,也有曾經叨擾千古罵名的歷史過客。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入為三司度支判官,感於北宋積弱積貧的現狀,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變法以圖強。樂於守成,而不思創舉的趙禎並不以他的建言為意。直至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即神宗即位的第二年,王安石才被從小喜讀韓非子,熱衷於變法理財的趙頊拜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翌年升任宰相,開始推行變法的主張。其均輸、青苗、方田均稅、農田水利、免稅,市易諸法,利在理財富國;保馬、保甲、將兵諸法利在精兵簡政,便利於民。王安石處於「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決心兩度罷相,不避艱險,推行新法,結果,勞心費神,事倍功半,不但沒有取得變法的成功,反而在眾多大官僚的反對聲中,在自己陣營不斷的內訌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慮和以賢德著稱的曹皇後(仁宗妻)、高皇後(英宗妻)、向皇後(神宗妻)的干預下宣告了變法的失敗,並於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罷相,從此逐漸淡出政治舞台。後來,以蔡京為首的新黨雖然打著王安石變法的旗號,繼續推行已經變味,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斂財擾民的工具的新法,並設元佑黨人碑迫害當時反對新法的一代名臣,卻也因為貪污腐敗,蠅營狗苟,為天下所不齒,最終成為斷送北宋江山的亂臣賊子,自己遺臭萬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了千年的罵名。
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可以作為這一論斷的注腳。古來變法,實際上所要解決的就是四個字「理財、用人」。理財為了富國強兵,是變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則關繫到財理到哪裡去了,實際關繫到變法的成敗。王安石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用人的問題,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說不得力的變法卻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新興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大悖於王安石的良苦用心,這究竟是因為什麼呢?
不管當代的歷史學界怎樣誹謗反對新法的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范純仁,甚至蘇軾兄弟,都無法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宋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堪稱泰斗、幹才,在個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怎麼不約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呢?後妃史上,賢德自守,不逾閨訓半寸、無人可以企及的曹後、高後那樣深明事理的女主,怎麼也加入到本來有利於趙氏統治的變法的反對者之列呢?簡單地用大地主、大官僚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聯合反對重在抑制豪強兼並的新法,從而導致了新法的失敗,這是不科學的,至少是違背了歷史事實本身。
縱觀王安石變法的用人,基本貫徹著黨同伐異的幹部路線。只要是口頭上堅決擁護新法,並且不惜矯枉過正地推行他所以為的新法的後進,不管其人品怎樣,節操如何、是否有胸襟為了終極目標,就能虛懷若谷地博採眾家之益言,忍辱負重地團結同人,目標一致地堅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對象。而恰恰是這些人,大多處於政治投機的動機,並不真心擁護變法改革,只是借用這一終南捷徑,來實現自己飛黃騰達,青雲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為主管變法的司農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諸法的參與制定者,但在朝臣,後黨一致反對下,神宗對變法有所動搖時,即聯合另一個市易法的倡議人魏繼宗攻訐實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呂嘉問,止此一點,可見曾布,魏繼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諸法害農的前三司使韓絳(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繼為宰相,繼續推行新法者)與王安石得力助手呂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復相後,又於市易司用人與王安石意見相左,自請辭職外任知州。王安石薦用呂嘉問為市易司,又為呂惠卿所不滿,雙方時有芥蒂,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僅指示御史中丞鄧紈上書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財置田產,由縣吏收租,「交接貪污」,致使呂惠卿罷政,牽連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兩臂膀。這樣一個臨時拼湊的,貌合神離的變法集團,個人品行又可以時時為人添加攻訐、彈劾的理由,怎能不讓王安石內外交困,陷於兩難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樞密使吳充,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許新法,率先變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竟然與前宰相富弼女婿馮京聯合支持言官鄭俠上書攻擊呂「惠卿朋黨姦邪」。閑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上書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擾民。至少是觸到了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官吏變本加厲,使該法變質的實際。在外有強大政敵,內部又渙散離心離德的情況下,獨木難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敗北,哪裡能有其他的選擇?至此,新法便成了蔡京六賊(高俅、童貫、王黼、朱緬、李彥)攬財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學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並》、《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並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❺ 宋代王安石的什麼關於什麼的故事也被傳為佳話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給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回安石問:「你是誰答?」女子說自己是「家欠官債、被迫賣身」而來。王安石聽罷,不僅沒收她為妾,還送錢給她,幫助她還清官債,使其夫婦破鏡重圓。
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只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著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
王安石做宰相的時候,兒媳婦家的親戚蕭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訪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請他吃飯。第二天,蕭氏子穿盛裝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會用盛宴招待他。過了中午,他覺得很餓,可是又不敢就這樣離開。又過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餚都沒准備。蕭公子心裡覺得很奇怪,喝了幾杯酒,才上了兩塊胡餅,再上了四份切成塊的肉,上飯後,旁邊只安置了菜羹罷了。蕭氏子很驕橫放縱,只吃胡餅中間的一小部分,把四邊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餅拿過來吃了,那個蕭公子很慚愧地告辭了。
❻ 王安石故事的軼事典故
王安石任知制誥時,王安石的妻子吳氏,給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問:「你是誰?」女子說自己是「家欠官債、被迫賣身」而來。王安石聽罷,不僅沒收她為妾,還送錢給她,幫助她還清官債,使其夫婦破鏡重圓。
有人告訴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鹿肉絲。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夫人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一下,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結果,人們才發現,王安石只吃離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擺著鹿肉絲,他竟完全不知道。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衣裳骯臟,須發紛亂,儀表邋遢,王安石的這些惡習眾所周知。蘇洵曾經描述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慶歷五年(1045年)三月,韓琦任揚州知府,王安石為簽判,成了韓琦的幕僚。王安石經常通宵達旦地讀書,因此當差的時候時多來不及洗漱裝扮。韓琦以為王安石夜夜尋歡作樂,就勸他不可荒廢讀書。王安石也不辯解,只是說韓公不能知我,後來韓琦才發現王安石非常有才華。 相傳蘇軾有一日於京都相國寺和佛印和尚對飲。酒意正濃,佛印和尚便揮毫題寫了一首「酒色財氣詩」來:
酒色財氣四堵牆,
人人都往牆里藏。
誰能跳出牆垛外,
不活百歲壽也長。
蘇軾看著別有情趣的「酒色財氣詩」即度和道:
飲酒不醉最為高,
見色不迷是英豪。
世財不義切莫取,
和氣忍讓氣自消。
後來宋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一同游相國寺,看到牆上的「酒色財氣詩」頗感新鮮。神宗要王安石和一絕,王安石稍加思忖,便吟成一首詩。這首詩把人們恐懼「酒色財氣」與國民生計聯系起來,給「酒色財氣詩」添上了積極向上的色彩。
> 世上無酒不成禮,
人間無色路人稀。
民為財富才發奮,
國有朝氣方生機。
王安石不愧為推行新法有獨創的宰相,一絕「酒色財氣詩」引來了神宗皇帝的詩興。當即,神宗皇帝吟道:
酒助禮樂社稷康,
色育生靈重綱常。
財足糧豐國家盛,
氣凝大宋如朝陽。
明月當空叫,黃犬卧花心
王安石任宰相時,當時潮州(當今的廣東)有位文人去拜訪王安石,並要求王安石為他改詩,原詩是這么寫的「明月當空叫,黃犬卧花心」。王安石一看這詩就笑了,明亮的月亮怎麼會叫呢?黃狗怎麼能卧在小小的花心上呢?於是他提筆將這兩句詞改為了「明月當空照,黃犬卧花蔭」,於情於理,那位潮州人看後笑笑,一言未發。王安石進拜宰相期間依靠神宗實行變法,並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對西夏作戰的形勢。因保守派反對,新法遭到阻礙,王安石兩起兩落,熙寧七年(1074年)年罷相,次年復相;熙寧九年(1076年)再次罷。為了疏解煩悶的心情,王安石游歷南方,來到了潮州,他暫時居住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庭院,裡面的花開得很艷麗,有一個花農在忙碌著,王安石便詢問花農:「老農,這是在做干什麼?」花農回答:「我在捉蟲子。」王安石就很好奇:「你的花開得這么好,怎麼還會有蟲呢?」花農回答:「有一種蟲叫黃犬蟲,它很厲害的,它喜歡啃食花心,花的莖部還會流膿,被它這一折騰,花就活不了了」。花農話音剛落,王安石就想起了數年前那個潮州文人讓其改的詩,原來詩中指的「黃犬」不是指黃狗,而是指黃犬蟲呀,王安廠為此感到很不安,當夜他睡不著,讓當地人陪他去散步,當時天上的月亮很明亮,寂靜的夜裡傳來婉轉動聽的鳥叫聲,一般的鳥兒都不會在半夜時分鳴叫,王安石感到好奇,便問:「這鳴叫聲是什麼鳥?」當地人告訴他:「這種鳥叫明月鳥,越是明月當空的時候叫得越歡。」王安石才知道那句詩中的「明月」指的不是天上的月亮,而是明月鳥,而當時那個潮州人並未告訴他這個情況,估計還暗笑他將近十年的時間了吧。 北宋年間,有一年春季,桃紅柳綠,風光無限,蘇軾攜書童前來泰山遊玩,兩人走走停停,不知不覺中來到了佑廟前。佑廟里有不少碑刻,大都是歷代帝王將相所立,名家名人所書,蘇軾與書童隨人流進了鋪廟,觀賞碑林。
這時,打東邊過來一位氣宇軒昂,風度不俗之人,蘇軾仔細一看,不覺大喜過望,那人竟是他的好友王安石。蘇軾連忙招呼:「王大人,怎麼這么巧,你也來游泰山?」
王安石見是蘇軾,一邊觀賞碑文,一邊回答:「只許你這位大詩人觀賞泰山風光,鋪廟碑刻,就不許我也來湊湊熱鬧?」蘇軾急忙辯解:「哪裡話,能與王大人同游佑廟碑林,實乃人生一大幸事!」說完用手一指身後:「這是書童福德。」王安石用嘴一撇右前方那位年輕人,說:「我的書童學智!」
王安石話音剛落,福德便跑過去與學智打招呼,誰知學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樣子,只是「哼」了一聲,算是打招呼。
四人不緊不慢邊看碑文,邊朝前走去。來到一塊微微向東傾斜的石碑面前時,四人止步,評頭品足。福德因剛才看了學智的臉色,心中不快,就上前一步,搶先說道:「安石不正影子歪!」學智何等聰明,一聽人家福德在諷刺自己的主人拋豈肯罷休,脫口接道:「軾前傾根基斜!」
聽見兩位書童鬥嘴,王安石插話說:「學智說得一點沒錯,此碑確實因為根基斜了,才軾前傾啊!」蘇軾「囑」了一聲,說:「王大人言之有理,不過,咱福德說得更有道理,身子不正影子才歪么!」說完,王安石與蘇軾相視著「哈哈」大笑起來。
見主人大笑,福德與學智也跟著吃吃地笑了。 北宋慶歷七年(公元1047年),杭州一帶陰雨綿綿,到了八九月份收割莊稼的季節,田地里顆粒無收。米價一天一個價,到了十月,米價已從原來的每石400文猛漲到每石1500文了。為了阻止米價節節上漲,大宋朝廷連連下發官文,要求每石米的價格控制在500文左右,違者就地斬首示眾。
杭州時任知府呂向高為了落實朝廷政策,限制杭州府下屬各縣市面上的米糧漲價,特派幾名心腹到各縣巡查。心腹們先後回來稟報說:「大人,慘不忍睹啊,街頭到處都是餓死的災民,請您快想辦法啊,快向朝廷求援吧……」
自從規定大米不準漲價後,杭州府的米商都不願意把米拿出來賣,導致市面上無米可供,飢民紛紛外遷,杭州街頭到處是餓殍(piǎo,餓死的人)。呂向高已向朝廷求援3次,可朝廷來信說陝甘一帶連年大旱,朝廷國庫空虛,無力顧及江南一帶的災情,讓他們自己想辦法。
呂向高無奈地嘆了口氣,這時他派往鄞縣的心腹也回來了。這個心腹一回來就跪倒在地,大呼道:「大人,鄞(yín,屬浙江省)縣出大事了。」
在呂向高的催促下,這名心腹從腰間掏出一張蓋著鄞縣印鑒的告示,說鄞縣縣令王安石違抗聖旨,不但置朝廷每石米500文之規定於不顧,而且還公開發布告示允許大米漲價,鄞縣的大米每石已漲到3000文了。
作為縣令,王安石不僅不抑制米價上漲,而且還推波助瀾,致使米價漲了6倍,這是殺頭之罪啊。呂向高看完告示後,驚訝不已。他心想,這王安石仗著祖上世代為官,肚子里有些墨水,在江南有些名望,竟敢無視朝廷聖命,得找他算賬去。
第二天一大早,呂向高就帶著師爺和一幫心腹,興師動眾地來到鄞縣。王安石早已領著手下在城門口等候他了。
呂向高一見到王安石,就怒罵道:「王安石,你可知罪?大災之年,違抗聖命,不積極抑制米價,我要親自送你面君。」說罷便招手示意手下將王安石綁了。
這時,只見王安石的師爺來到他身邊,在其耳邊悄悄耳語,一旁的呂向高見狀,朝那師爺大喊道:「你家大人已經快成朝廷的死囚了,有什麼事不敢大聲說出來讓我聽?」
那師爺嚇得跪倒在地,王安石說道:「你就照實說吧。」
師爺點了點頭,對呂向高說:「呂大人,是這么回事,自從我家大人發出布告允許大米漲價後,各地米商紛紛涌進鄞縣,他們為了感謝我家老爺,不斷給我家老爺送銀兩。前幾天,一個外地米商沒有給我家老爺送銀兩,老爺就派我跟那米商索要,這不,那米商拿著銀兩來了。」
師爺的一番話,更讓呂向高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心想這王安石的膽子也太大了,大災之年不僅不為朝廷著想,還擅自抬高米價,收賄索賄,發國難財,這樣的人砍頭100次都不夠。
呂向高咆哮道:「將那米商帶來。」不一會兒,一個肥胖的米商被推到呂向高面前跪下,他嚇得哆嗦著身體道:「大人,草民有罪,但這不全是草民的錯。鄞縣發布公告說這里允許大米漲價,我作為商人當然想賣高價,就跑來了。至於給那位大人送禮,本不是我的意願,是那位大人派人來索要,我才不得不……」
「滾!滾!」呂向高不等那米商把話說完,就把他罵走了。隨即,呂向高問鄞縣師爺:「你們一共收了米商多少賄賂,可有賬目?」
師爺答道:「回老爺,全部有賬。」
呂向高下令將王安石和他的師爺押回鄞縣縣衙,准備審理後上報朝廷處決。
城門離縣衙有一段路程,當呂向高帶領一隊人馬路過一個集市時,那裡人頭攢動,鬧市不遠處還傳來唱戲的聲音和陣陣掌聲。大災之年,杭州其他縣城都餓殍滿街,一遍凄涼,可鄞縣不僅集市繁華,還有唱戲的。呂向高滿腹疑惑地來到那唱戲處,戲台前看戲的老百姓見有官府人馬到來,正要散去,呂向高大喊道:「各位父老鄉親,我乃杭州知府呂向高,來本地視察災情,大家不必驚慌。」
呂向高在講話時,老百姓已看到他們的縣令王安石被捆綁押解,紛紛圍攏過來,下跪求情說:「大人,為何捆綁王縣令,他可是好官啊。」
呂向高把王安石擅自抬高米價、收受賄賂的事情講了一遍,突然一位老婦人來到呂向高面前大聲說:「你說得不對,敢問大人,這大災之年,咱杭州府哪個縣不是街市蕭條?你再看咱鄞縣,米糧充足,街市繁華,沒有一個人餓死。這是誰的功勞?是王縣令的!請問大人,我們王縣令何罪之有?」老婦人的話引來一片掌聲。
呂向高無言以對,這老婦人說得沒錯,鄞縣確實沒有一點受災的跡象。他沉默片刻後對圍觀群眾說道:「我會好好調查,給大家一個交代。請放心,朝廷不會冤枉一個好官,也決不放過一個貪官。」
來到鄞縣縣衙,呂向高公開審理王安石。公堂上,呂向高問王安石為何置朝廷聖命於不顧,抬高米價。
王安石神情嚴肅地說:「大人,如果執行朝廷規定的米價政策,鄞縣跟其他縣一樣會餓死很多人。不放開米價,哪個米商願意出售大米?」
「這樣高的米價,老百姓買得起嗎?」
「大人有所不知,江南歷來富庶,不僅魚米豐饒,商業也十分發達,普通人家幾十年下來,都小有積蓄。乍遇荒年,人們需要的只是糧食,米價雖高,儉省一點,也能堅持一年半載。那些家庭貧苦,無力買糧的人家,我會發給他們銀兩救助。」王安石邊說邊叫師爺將救助名冊拿來呈遞給呂向高。
救助花名冊上,不僅詳細記錄了受助人的名字、住址、家庭人口,而且還有受助人按的紅手印。呂向高翻看完畢後,語氣有所緩解,問道:「救助的錢來自哪裡?」
「大人有所不知,那些米商發財後,個個歡呼雀躍,紛紛給我王安石送來金銀。如果我拒收,他們一定會誠惶誠恐,我就收下他們奉送的銀兩,登記造冊後又發給那些無力買糧的窮人。」王安石叫師爺將那份收受米商銀兩的花名冊拿來。呂向高將兩個花名冊進行比對,一收一支,分毫不差。
呂向高這才發現王安石的高明處,大災之年他將鄞縣治理得這么好,實在不簡單。他不僅沒有治王安石的罪,反而將鄞縣的做法上報朝廷,請求朝廷嘉獎王安石。他甚至還向王安石請教下一步應對杭州府災情的辦法。
王安石建議杭州府境內都將米價徹底放開,說一開始米價會節節攀升,但不出3個月,米價就會回落到1500文左右一石。呂向高根據王安石的意思,通令江南各地放開糧價,米價一下子沖上每石3500文。全國各地的米商得知消息後,都源源不斷地把米販到江南來。江南市面上大米充足,出現供大於求的局面,不到3個月,米價果然又回落到1500文一石了。
江南民眾終於渡過了難關,杭州府卻又面臨新的問題,陝甘一帶因大旱缺少米糧,朝廷下令要求各地支援。
王安石又給呂向高出主意,讓他即刻發布公告,以每石1000文的價格收購大米。
大米1000文一石,米商們肯賣嗎?呂向高半信半疑,王安石卻胸有成竹地說:「大人有所不知,前陣子這里的米價飛漲,全國各地的商人都把米販到我們江南來了,賺足了腰包,眼下米糧越積越多,再過幾個月江南新米就上市了,那些商人不好再把米糧運回去,只能降價銷售,否則就會賠本。我算了一下,1000文一石,米商已經保本了。」
呂向高採納了王安石的建議,以1000文一石收購了大量米糧,運往陝甘一帶,受到朝廷嘉獎。王安石也因此名聲大振,後來成了北宋的一代名相。 蘇東坡與王安石同朝為官 ,由於政治見解和主張不同,兩人逐漸疏遠,最後到王安石晚年,他們為各自的政見鬧得水火不容。王安石改革每推進一步,蘇東坡都要寫詩文相譏諷,弄得王安石十分惱怒,也得罪了不少朝中大臣。
元豐初年,那些記恨蘇東坡的人抓住他寫詩譏諷朝廷的事奏了他一本。神宗看了,十分震怒,派人把蘇東坡抓來投入了大獄。蘇東坡很清楚這次是凶多吉少,難免一死。
再說王安石,罷相後早已退隱山林,所以不知蘇東坡入獄的消息,等這場轟動朝廷的「烏台詩案」傳到江寧時,蘇東坡的罪名已定。想起國家多難,人才難得,王安石連夜寫信派人飛馬進京給神宗皇帝。信中說,哪有國家正在用人之際,反而為些小文字惹的麻煩去殺那有學問才華的士子?
宋神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曾任用王安石做宰相推行變法。王安石雖然早已退隱,但神宗對他還是十分敬重。神宗看信後,思之再三,覺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將蘇東坡放了,貶到一個偏僻的地方去做小官。從此,「王安石一言救東坡」的事,便成為歷史上「文人相親」的一段美談。
安石不正
王安石變法時期,蘇軾曾經上書反對,使因為王安石非常惱怒。但是後來,蘇軾因「烏台詩案」而受到了牽連,已經辭了官的王安石卻為當初反對自己的蘇軾說起了公道話,並勸阻皇帝;「怎麼能夠在大宋王朝的太平盛世而斬殺文人呢?」
元豐七年,蘇軾前往金陵與王安石相會。此時兩人早已不是「政敵『,而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他們無所不談,游戲說笑,毫無顧忌。
據說王安石中年因用腦過度而禿頂。一天,蘇軾想約王安石到中山古剎遊玩。他來到王安石家門口,問管家道:禿驢在否?」王安石正好出門歸來,順口答道:「不在!『東坡『啃草去了!」蘇軾自知戲弄人在先,只能裝作沒聽到了。
二人來到鍾山腳下,看見一座叫「王八馱石碑」的漢碑前,欣賞書法。王安石的「禿驢」之火還沒消,一看到石碑下的「大烏龜」,計上心來,說:「此碑頗有傾斜!」蘇軾信以為真,上下審視了一番,問:「這石碑正直聳立,哪裡傾斜了?「王安石指著是碑下的「大烏龜」說;「細看,下面向(像)東坡!」蘇軾一聽,心中不悅,靈機一動,說:「『安石『不正也!安石不正,石碑怎麼可能直呢?」二人對視一眼,捧腹大笑起來。
王安石打算身邊再要個書童,可連著看了幾個都不中意。這一天,家人又找來個書童,請王安石過目。王安石問了他幾個問題,小傢伙答得不錯。王安石看他聰明伶俐,也沒說什麼,在紙上寫了幾行字,交給了家人:一月又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家有六口,兩口不團圓。家人看了,沉思了一會兒,終於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就把小傢伙留下了。讀者朋友,王安石寫的是個字謎,謎底就是一個字,你們能猜出是什麼字嗎?
答案是個「用」字。
❼ 王安石的故事(歷史)最好有10個
少年王安石故事之--尋求生花筆
江西撫州的王安石少有大志,負籍遠游,曾挑著書箱行李,從家鄉臨川,來到宜黃鹿崗薌林書院求學。在名師杜子野先生指導下,他勤奮苦讀,每至深夜。
一日,王安石翻閱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得知李白夢見自己所用的筆頭上長了一朵美麗的花,因此,才思橫溢,後來名聞天下。於是他拿著書問杜子野先生:
「先生,人世間難道真會有生花筆嗎?」
杜子野正色道:「當然有啊!事實上有的筆頭會長花,有的筆頭不會長,只是我們的肉眼難以分辨罷了。」
王安石見杜子野先生如此認真,便道:「那麼先生能給我一支生花筆嗎?」
於是,杜子野拿來一大捆毛筆,對王安石說:「這里九百九十九枝毛筆,其中有一枝是生花筆,究竟是哪一枝,連我也辨不清楚,還是你自己尋找吧。」
王安石躬身俯首道:「學生眼淺,請先生指教。」
杜子野摸著胡須,沉思片刻,嚴肅地說:「你只有用每枝筆去寫文章,寫禿一支再換一支,如此一直寫下去,定能從中尋得生花筆。除此,沒有別的辦法了。」
從此,王安石按照杜子野先生的教導,每日苦讀詩書,勤練文章,足足寫禿了五百枝毛筆。可是這些筆寫出來的文章仍然一般,也就是說還沒有從中找到「生花筆」。他有些泄氣,於是又去問杜子野先生:
「先生,我怎麼還沒有找到那枝生花的筆呢?」
杜子野沒有說什麼,飽蘸墨汁,揮筆寫了「鍥而不舍」四個大字送給他。
又過了好久,王安石把先生送給他的九百九十八枝毛筆都寫禿了,僅剩一枝。一天深夜,他提起第九百九十九枝毛筆寫了一篇《策論》,突然,他覺得文思潮湧,行筆如雲,一篇頗有見地的《策論》一揮而就。他高興得直跳了起來,大聲喊:「找到了,我找到了生花筆了!」
從此,王安石用這枝「生花筆」學習寫字,接著鄉試、會試連連及第。以後又用這枝筆寫了許多改革時弊、安邦治國的好文章,被後人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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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王安石故事之二--智勝廚師
王安石小時候,住在臨川城內的鹽埠嶺,離他家不遠的街口有一家面館。王安石每天上學都要從這家面館門前經過,並經常在這里吃早點,久而久之,和面館的老闆伙計都相識了。
有一天,王安石又到這家面館吃面。進門後,揀了個座位坐下,老闆、伙計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給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見後進門的人都吃上了面,便問跑堂的伙計:「師傅,我的面做好了么?」伙計答道:「就來。」不大一會兒,只見跑堂的伙計手中拿著一雙筷子交給王安石道:「伢仔,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師傅說要自己去端。」王安石也不計效,徑直來到廚房,只見灶墩上放著一碗熱氣騰騰的肉絲面,滾燙的面湯快要溢流碗外,大師傅笑眯眯地對王安石說:「伢仔,這碗面是我特意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別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潑了一滴湯,算你白吃,不要錢。」王安石問:「此話當真?」大師傅說:「偌大的一個面館,還出不起一碗面么?」好一個王安石,主意還真不少,只見他用筷子輕輕地往碗里一伸,把面條挑了起來,碗內自然只剩一半碗湯了。就這樣,王安石左手端起湯碗,右手拿著筷子挑起面,順順當當地把一碗滿滿的熱面條端到店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面館里的人都翹起大拇指稱贊道:王安石真神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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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王安石故事之三--"害"爹挨雨淋
王安石從小聰明伶俐,鄰居們都誇他心眼多,腦瓜靈。他爹聽了,自然喜上眉梢,甜進心裡。
有一年秋天,正下著毛毛細雨,他爹穿著單衣,坐在屋裡,於是把王安石叫到跟前說:「安石啊,大家都說你聰明,我不信。如果我坐在屋裡,你能叫得我站到院子里去挨雨淋,才算你真聰明。」王安石知道父親在考自己,就笑著說:「爹,落雨天當然是坐在屋裡,我怎麼能叫你站到院子里去淋雨呢?」他爹說:「哪你不算聰明。」王安石接著說:「爹,你要是站到院子里,我就能把你請到屋裡來,你信不信?」他爹連聲說著「不信」,就走到院子里去了。
王安石在屋裡來回走著,就是不喊爹進屋來,讓他爹挨淋雨。他爹等了好久好久,實在不耐煩了,催問他為什麼還不開始?王安石說:「爹,這不是『叫你站到院子里挨雨淋』了嗎?」他爹這才恍然大悟,笑著說:「還真有兩下子。」王安石說:「爹,快回屋裡來,要不淋雨受涼會生病的。」他爹立即回來了,王安石又說:「爹,又『把你請到屋裡來』了。」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
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當宰相後,決心改革,推行新法,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堅決反對,沒幾年就被罷了官。他在京城閉居無聊,決意回南京去看看妻兒。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由汴京南下揚州,又乘船西上回金陵(令江蘇省南京市),路過於京口(令江蘇省鎮江市)到了隔江相望的瓜洲時,船靠碼頭,不再走了。他站在船頭上,極目西望,但見青山隱隱,江水滔滔,春風綠野,皓月當空,觸景生情,更加懷念起金陵鍾山(又名紫金山)的親人來了。他走進船舶,拿出紙筆,略一思索,就寫了一首題名《泊船瓜洲》的詩:
京口瓜洲一水間,
鍾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到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寫完後,王安石覺得「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風一到江南是什麼景象,缺乏詩意,想了一會,就提筆把「到」字圈去,改為「過」字。後來細想一下,又覺得「過」字不妥。「過」字雖比「到」字生動一些,寫出了春風的一掠而過的動態,但要用來表達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於是又圈去「過」字,改為「入』字、「滿」字。這樣改了十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滿意的字。他覺得有些頭疼,就走出船艙,觀賞風景,讓腦子休息一下。
王安石走到船頭上,眺望江南,春風拂過,青草搖舞,麥浪起伏,更顯得生機勃勃,景色如畫。他覺得精神一爽,忽見春草碧綠,這個「綠」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個字嗎?一個「綠」字把整個江南生機勃勃、春意盎然的動人景象表達出來了。想到這里,王安石好不高興,連忙奔進船艙,另外取出一張紙,把原詩中「春風又到江南岸」一句,改為「春風又綠江南岸」。
為了突出他反復推敲來之不易的那個「綠」字,王安石特地把「綠」寫得稍大一些,顯得十分醒目。
一個「綠」字使全詩大為生色,全詩都活了。這個「綠」字就成了後人所說的「詩眼」。後來許多談煉字的文章,都以他為例.
烏台詩案
大約是蘇東坡在朝廷當禮部尚書之時,在他被貶謫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書房烏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見烏齋台桌上擺著一首隻寫得兩句尚未寫完的詩——「明月枝頭叫,黃狗卧花心。」蘇東坡瞧了又瞧,好生質疑,覺得明月怎能在枝頭叫呢?黃狗又怎麼會在花心上卧呢?以為不妥。於是提筆一改,將詩句改為「明月當空照,黃狗卧花蔭。」王安石回來後,對蘇軾改他的詩極為不滿,就將他貶到合浦。蘇東坡到合浦後,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見一群小孩子圍在一堆花叢前猛喊:「黃狗羅羅,黑狗羅羅,快出來呀?羅羅羅,羅羅羅。 」蘇東坡出於好奇心,走過去問小孩喊什麼,小孩說,我們叫蟲子快點出來,好捉它。蘇東坡湊近花前一看,見有幾條黃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蟲在花蕊里蠕動。又問小孩說這是什麼蟲?小孩說:黃狗蟲,黑狗蟲。蘇東坡離開花叢, 來到一棵榕樹下,正碰到樹上一陣清脆的鳥叫聲,問旁人,這是什麼鳥叫?旁人答道:這叫明月鳥。此刻蘇東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錯改了王安石的詩。但後人評價說,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狹小,他雖懂得地方上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因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台詩案」,置蘇下獄,進而又隨便發配人家。這樣做,與搞「文字獄」何別。其實,從史實上看,王安石罰蘇東坡,錯改兩句詩不過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實質上主要原因,則是政治上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因此之故,蘇軾先後幾次被貶.
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被貶調湖州。貶調的原因是他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調時,蘇軾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謝。本是官樣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黨的御史們作了手腳,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氣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寫出了略帶牢騷的「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一句。當時朝中政敵章敦、蔡確等人藉此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泄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作為證據,說他「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更從他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的給予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力教導、監督官吏;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他是指責興修水利的這項措施不對。其實蘇軾自己在杭州也興修水利工程,怎會認為那是錯的呢?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說他是諷刺禁止人民賣鹽。總之,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於是朝廷便將蘇軾免職逮捕下獄,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審訊。此時,沈括還出來告密,說蘇軾詩作有譏諷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蘇軾的詩作為證據(令蘇拭倒霉的詩句是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這兩句詩被人指稱為隱刺皇帝:「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於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於死地。一場牽連蘇軾三十九位親友,一百多首詩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驚朝野。這就是著名的「烏台詩案」。
蘇軾下獄後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後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於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裡早做准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託朋友代勞,卻忘記告訴朋友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朋友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一:「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詩作完成後,獄吏按照規矩,將詩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賞蘇軾的才華,並沒有將其處死的意思,只是想藉此挫挫蘇軾的銳氣。讀到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感動之餘,也不禁為如此才華所折服。加上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聖朝不宜誅名士,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為黃州團練副使。轟動一時的「烏台詩案」就此銷結,而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也廣為流傳開來。
幫你找到了五個經典的故事,樓上那個帖吧裡面也有幾個,加起來足夠10個了。
❽ 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小時候,在下馬山的櫸林書舍讀書,離書舍不遠的流坊街口有一個面館。王安石每天上學都要從這家面館門前經過,並經常在這里吃早點,久而久之,和面館的老闆伙計都相識了。
有一天,王家石又到這家面館吃面。進門後,揀了個座位坐下,老闆、伙計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給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見後進門的人都吃上了面,便問跑堂的伙計:「師傅,我的面做好了么?」伙計答道:「就來。」不大一會兒,只見跑堂的伙計手中拿了一雙筷子交給王安石道:「伢仔,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師傅說要自己去端。」王安石也不計較,徑直來到廚房,只見灶墩上放著一碗熱氣騰騰的肉絲面,滾燙的面湯快要溢流碗外,大師傅笑眯眯地對王安石說:「伢仔,這碗面是我特意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別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潑掉一滴湯,算你白吃。」王安石問:「此話當真?」大師傅說:「偌大的一個面館,還出不起一碗面么?」好一個王安石,主意還真不少。只見他用筷子輕輕地往碗里一伸,把面條挑起了起來,碗內自然只剩下半碗湯了。就這樣,王安石左手端起湯碗,右手拿著筷子挑起面,順順當當地把一碗滿滿的熱面條端到店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面館里的人都翹起大拇指稱贊道:王安石真神童啊!